“国际大都市”容不下一扇卷帘门？

　　因为民警在执法过程中的不当行为，四川省公安厅长向76岁上访老人道歉（《华西都市报》6月16日）。就这件事情本身来看，我敬佩公安厅长的行为，但是，我永远不希望再看见公安厅长向公民道歉，因为这种道歉至少意味着，接受道歉者已经在心理上或者生理上受到了伤害。

　　“北师大中文系前副主任卖杂货给儿子挣药费”（《法制晚报》6月16日）的事件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我们知道，高校早就不是什么洁白无瑕的象牙塔了，一所名校的中文系副主任如果愿意搞点“灰色收入”的话，机会可谓无所不在。只要不怕警察敲门，透露研招试题，可以换来人民币若干叠或者一夜风流，帮人搞几次违规招生，赚的钱足够绕欧洲九国好几圈，退休之后至少是个百万富翁。但是，这位尊敬的北师大中文系前副主任居然靠卖杂货给儿子挣药费，让人怎能不心生敬意？

　　“广西柳州八旬百万富翁遭儿子毒打，受到恐吓选择流浪”（《今报》6月16日）的事实教育广大家长，赚钱很重要，赚钱之后请几个保镖或者苦练武功更加重要。

　　重典之下必有安全

　　日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就频频发生的矿难事件，怒斥官煤勾结（《中国青年报》6月16日）。看来，安监部门的高层还是很重视矿难事件，只是每一次矿难事件的背后，都有少数官员甚至安监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其中“打太极拳”，再大的火气也会被他们慢慢化解。

　　李毅中希望采取最严厉措施保障煤矿安全生产，准备“力遏矿难用重典”，不过，他需要多个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与下级安监部门的配合。总不能让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在飞机上办公吧！如果不停地从辽宁飞到河南，从湖南飞到山西，只会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变成“救火队长”。为了避免在飞机上办公，为了不当“救火队长”，李毅中也只能传一个批文给当地政府，再传一个批文给下级安监部门，让他们赶快查处，但是效果不佳。如今李毅中心里可能有几分明白，多传几次，除了让邮政部门增加工作量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实际作用。

　　我绝对不相信用“重典”居然治不好矿难这个“老病号”！关键的问题是，风暴还不够猛烈，范围还不够大：如果一次矿难摘下一箩筐的大小乌纱帽，而不是换来不疼不痒的处分、检讨或者道歉，官老爷们一定会非常果断地关闭有隐患的煤矿。这种果断乃是一种对自身最高利益的维护，与品德高低、工作激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我们也不会奢望矿难高发区域有很多孔繁森、牛玉孺，只要不发生矿难，只要不死人，公众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矿难为什么在大江南北此起彼伏？有关部门在处理某些矿难问题时避重就轻，只谈矿主责任，不肯重责官员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很坏的示范效应传播开来，会让官员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当受损的政治利益远远小于所得的经济利益的时候，当“权力寻租”的风险远远小于金钱的诱惑的时候，乌黑的煤炭上便渗出骇人的血迹！

　　谁夺我商铺卷帘门？

　　2002年5月，翟明磊先生在《南方周末》刊发了《谁夺了我祖传石库门》一文，记录的是在上海黄陂南路330号纠纷中，区政府因房地产商的利益而强迁原产权主，并对产权强行更改的事件。今年10月1日之后，上海诸多商铺的卷帘门又要保不住了，大小商铺的老板们可能会哀叹“谁夺我商铺卷帘门”。“上海市市容标准国庆起实施，临街单位禁设卷帘门”（《新闻晨报》6月16日）的消息一经媒体披露，上海市民的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为了确保“国际大都市”的风范，制定一本《城市化妆指南》确实有必要，只是政府不能以损害升斗小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

　　一个城市首先是市民生活和工作居住的地方，其次才是一个向外人展示光辉形象，包括合理赚取国际友人美金的地方。商铺装有卷帘门，说明卷帘门有其存在的市场价值，它可能是因为方便，也可能是因为便宜才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卷帘门在上海的遍地开花是市场的需求所导致的，不是强行摊派的结果。遍查中国诸多法典，卷帘门也并非违禁用品，我们不禁要嘀咕几句：谁有理由不让商铺用卷帘门？这种市容标准是否真正适合国情？“国际大都市”是不是应该有“国际大都市”的胸襟？

　　当然，城市总是需要化妆的，我并不反对有关部门严令商铺必须经常清洗卷帘门，以确保“国际大都市”的风范。只是，到了10月份，如果上海有关部门真的不让商铺用卷帘门，我比较担心上海附近的卷帘门生产厂家可能会马上陷入困境。工人们本来有着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憧憬着年底可能会有年终奖，结果，一纸《上海市城市容貌标准规定》差点砸了他们的饭碗。是的，卷帘门生产厂家可以继续寻找外省新市场，不过，运输成本的增加一定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这笔钱谁来补偿？

　　各位领导一拍脑袋，商铺老板嗷嗷叫，企业工人跺脚跳：求求你们不要夺走便宜又好用的卷帘门，有人愿意天天将卷帘门擦得锃亮，坚决保证不给“国际大都市”丢脸。（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