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萨特

　　我还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开放国门而来的那股萨特的热潮。

　　今年4月15日是萨特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因而，今年世界各地都有一些纪念活动，不仅仅是哲学界和文学界。萨特的一生充满了各种动荡、异举。他以其特立独行的处世风格，激起了巨大的热情，也引起了强烈的仇恨。人们倾听过他那充满激情的、不同凡响的声音。我还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随开放国门而来的那股萨特的热潮。

　　然而，几年前，有人曾写过文章，宣告了萨特的死亡，宣告了向萨特的告别，同时也宣告了向萨特所代表的这种知识分子告别。那一声“别了”传达出的踌躇满志、趾高气扬是无法掩饰的。即使在法国，萨特也似乎成了最没人理睬的了，成了一个禁区，而其同时代的雷蒙·阿隆等成了新的英雄。萨特错了，萨特该丢到垃圾堆里了。就像《萨特的世纪》的作者所说的那样，如果他对20世纪70年代的导师说，他要写一本关于萨特的书，不知道那些导师会有多么的惊愕。在萨特死后的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萨特似乎被人遗忘了。这和萨特在世时，人们争相阅读他的作品，和萨特在世时所享有的万众瞩目、一呼百应的荣光场面形成了某种强烈的对比。这几乎使人感慨起岁月的残酷、造化的弄人。

　　那么，二十多年前那些目光哀切、泪流满面，那些坐在地上、攀在树上、站在路边，那些大老远地来到蒙巴纳斯参加萨特的葬礼，想向萨特最后一次表达敬意，想向萨特表达他们的哀思的人去哪里了？人们真的把萨特遗忘了吗？这些参加葬礼的人也把萨特遗忘了吗？

　　没有，人们没有忘记他，好多人都没有忘记他，他为之奋斗、为之抗争的事业，民众没有忘记他，甚至是萨特的那些对手都没有忘记他。在前两年出版的一本广为流传的书中，可以发现人们仍然发泄着对他的愤恨、诋毁着他的名声。

　　本来萨特也许会以学者终其一生的。童年的萨特由于长得丑，找不到可以玩的朋友，因而在书本中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后来就读于法国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形成了自己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时他似乎游离于社会之外，他和其终身的伴侣波夫娃只是看着他们的朋友参加的游行队伍的经过。然而，战争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萨特在二战中被俘了。这一段被俘的经历对于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经历。按照他的说法，战争使他的生活一分为二，战前他感到自己是纯粹的个人，战后他发现了他人的存在，认识到社会的意义。战争和被俘的经历对他来说，恰好是一次长时间的深入群众的机会。按照波夫娃的说法，萨特根本没有因为战俘营中的臭虫和跳蚤而感到难受，相反，倒简直是高高兴兴地融入了集体生活中。

　　这样，虽然其著名的《恶心》也是记录他的同事所过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公道的生活，但是在1964年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他还是说，“当我看到不少儿童饥饿而死。面对一个垂死的孩子，我的《恶心》真是无足轻重了。”我们也许正可以说这种自我的弃绝是其生命充满变故的原因之一。也许介入的机缘也来自于此。确实，在萨特的一生中，有许多人离他而去了，与之反目了，又有许多人加入了进来。这其中与加缪、雷蒙·阿隆、梅洛·庞蒂的恩恩怨怨受到了人们特别的关注。人们现在似乎都把错误归之于萨特。可是我们真的能如此断定吗？自然，萨特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其中的得失却是很值得回味的。

　　其实，介入的萨特道出了时代的混乱，而又与这种混乱进行了抗争。人们不仅要记住他那些“他人就是地狱”、“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一类的悲观格言，更应该记住他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的各种的政治活动。这是其命运，也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所以我们不能忘记萨特，正如法国也有人不能忘记萨特一样，比如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亨利·列维就说，虽然自从萨特逝世之后，他经历了许多热情、幻想和失望，但还是不能忘记萨特，不能忘记那个无业无家、居无定所、四处飘泊的萨特，而要为萨特写一本书的念头魂牵梦绕般地纠缠着他，因而有了这本厚厚的《萨特的世纪》。所以死亡是不能证明什么，正如亨利·列维在《萨特的世纪》中最后所说的那样。萨特的死既让我们悲痛，又让我们高兴，既悲痛于萨特那些未竟之言随他而去了，又高兴于萨特思想永恒的活力。

　　在萨特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恰好推出了这本闫素伟教授的中译本，就让我们以此来纪念萨特吧。（作者为《萨特的世纪》一书的责编）

　　——本文摘自：《科学时报》·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