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台渔民希望在亚洲海洋上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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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渔民希望一个太平盛世也希望能够在整个中华民族重新振作的时候，在亚洲的海洋上抬头做人。

第一次接触渔家，是我儿时在花莲的童子军岁月，后来在离开岛内媒体之前，又亲身体验了渔民的生活。那是在2002年华航客机罹难的日子里，我在澎湖和数百位海内外记者一起，每天伴随着眼泪和撕心裂肺的哭喊眺望汪洋。而这个时候，在大海上，只有海巡署的船只和一些勇敢的渔民。

对于多数筚路蓝缕的台湾本省人来说，这里是一个“上得山来遇猛虎，下到汪洋有蛟龙”的苦地方。在这个地方能够生存下来本来就不易，从岛内刚刚赶上文明社会，就遇到了日据时代，之后又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甚至在今天，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的台湾人仍然“白居不易”。这其中，渔民就是一个典型的群体。在澎湖的时候，一位渔民王伯伯告诉我，对于台湾渔民来说，无论在东在西，打鱼都是战战兢兢。西有海峡中线，尽管对面很客气，但是对台湾渔民依然很警惕；东有来自日本的强盗逻辑。几乎所有东海岸的台湾渔民，都受到过形形色色的警告和迫害。

因此，当台湾渔民在21世纪的第5年，仍然受到日本海上防卫厅的无端骚扰的时候，我完全可以理解渔民们那种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愤怒，那是一种失去了政府也失去了同胞的愤怒，那是一种找不到“海巡署”，更找不到海军的愤怒，那种愤怒从形式上说可以用青天白日旗换成五星红旗以保护自己，但是从内心说却永远无法抹去。

儿时在渔村的日子里，我学会了水手结，学会了早起赶海讨生活，看清晨渔公婆们推网下海，看黄昏他们拉着海货回来，再送到码头上的冰柜里，然后连夜赶制成市场上随处可见的鱼块，冻虾。在花莲的日子，我学会了坚毅的生存，也学会了帮助别人。渔民是台湾本省人的代表，也是台湾本土政治的桩脚，他们中间很多人不会说国语，也不识许多字。但是他们自己却在台湾产品出口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台湾的渔民代表告诉媒体，如果当局仍然不能对台湾的渔业进行保护的话，他们就要到“行政院”去丢鱼头。因为就在不久前，几乎岛内所有的媒体，都在播放日本和韩国的海巡部门，为了一条渔船而捆绑在一起昼夜对峙的新闻，韩国当局的血性，也是整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保证。这是让台湾渔民们羡慕不已的。

尽管台湾拥有和韩国一样强大，甚至更为强大的海军，尽管“立法院”里还有6108亿新台币的军购和宙斯盾战舰来台的远景。但是那些都成了政治投机乐土的保护伞，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渔业，即便是整个中华民族都认识其本来面目的日本国，海军甚至没有办法出动一次保护自己的渔民，其根源正是在当局。因此，我很乐意见到“行政院”一地鱼头的惨状。

台湾渔民用悬挂五星红旗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大洋生存，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但是在一个极力扩充军备、护卫舰远涉南太平洋保护“总统”的地方来说，就是一件怪谈。我不知道“总统”和“部会首长”会怎么想，但至少对于军人来说，那是一种耻辱，而绝非荣耀。就像花莲渔民王伯伯那样，打了一辈子的鱼，如果到了晚年还要看日本人的脸色，老人家绝对是无法理解的，更何况他给“中华民国”海军交了许多税。

当年国民党执政时代，渔民作为台湾本土人中间的一部分，曾经给泛绿阵营做出过重大贡献。渔民是一个重要的票群，他们在岛内政党政治中，虽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的后代出将入相，成为台湾最重要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台湾的渔民，台湾走向大洋的意识，就会成为台湾死在大海里的宿命。只有渔民能够最先感知到大洋冷暖。也是许多象渔民一样的台湾本土人，正在兢兢业业地打造台湾经济的未来。

我们这一代台湾人都会唱《外婆的澎湖湾》，那白浪逐沙滩的美好意境，只发生在台湾岛的平缓西岸，而东岸的巨大礁石下面，却隐藏着一代代渔民的艰辛生活。他们希望一个太平盛世也希望能够在整个中华民族重新振作的时候，在亚洲的海洋上抬头做人，其实这不应该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