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受降(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7日17:09 滇池晨报

　　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结束，中国的国际地位倏然间跃到与美、英和前苏联并列为“世界四强之一”的局面。对法西斯作战的盟军统帅部于1945年8月17日发表第1号命令：越南16度纬线以北地区的日军无条件向中国军队投降（万象等老挝90％之地区及泰、老边境的日军也无条件向中国军队投降，越南16度纬线以南的日军由英军负责受降，由于英、法达成了幕后交易，法军随后也开进了越南）。为此，卢汉奉命率领中国第1方面军入越受降，并为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官。跨国受降的历史重担落在了中越边境上与日军对峙了近5年之久的滇军肩上。

日本投降

　　滇军为入越受降主力

　　1940年8月，日军入侵越南，进占河内，滇越铁路这一中国对外通道完全被截断。日寇乘势北进，大批法军及越南难民纷纷逃入中国境内，云南受到了威胁。

　　由于日军开始实施“南进”计划，云南已先后派出60军、58军北上抗日，省内空虚，深感兵力不足，龙云请求蒋介石将60军调回。得到同意后，60军（182、184两个师）回滇，龙云迅速以此为基础，将其扩编为滇南作战军，卢汉为总司令仍兼第1集团军司令，万保邦任军长的60军为主力的第1路军，张冲所率领的4个云南暂编师为主力的第2路军，在中国境内滇越铁路以西布防；滇越铁路以东由蒋介石嫡系的关麟征第9集团军布防；由此形成了中国军队东西两翼、互为呼应的态势。

　　1940年底，驻守中越边境的中国军队扩充为滇南边区总司令部，卢汉任总司令，关麟征任副总司令，辖第1、第9两个集团军。仍在湖南、江西等地指挥58军、新3军等滇军各部对日作战的第1集团军总部改为集团军副总部，先后由孙渡、高萌槐等人任副总司令。1942年5月滇西抗战爆发，第9集团军的黄杰95军等部队调保山抵抗日军侵略，滇越铁路东、西翼的中国军队便以滇军成了主力，因此入赴受降又被称为“滇军跨国受降”。

　　1946年，中国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等人检验雨花台荒草中的被害人尸骨。

　　南滇大门的铜墙铁壁

　　1945年3月，滇南边区总司令部再次奉命扩编为中国第1方面军，张冲指挥的4个云南暂编师改编为93军及1个特务团（团长先为中共地下党员朱家壁，蒋介石闻讯后下令逮捕，卢汉却最终放走了朱家壁，这也可以看出卢汉当时对中共的态度和倾向）。93军军长为卢浚泉。同年5月，该军奉命支援广西方向的张发奎中国第2方面军向日本侵略军发起进攻。在驻守中越边境长达5年的时间里，滇军先后与敌作战上百次，打败了日本的屡屡进犯。仅1945年6月17日至8月中旬，滇军奉命追歼中越边境的日军，先后作战30余次，毙敌数百人，犹如“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铜墙铁壁，使日寇始终无法入侵我滇南各地。

　　开远洽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31日，卢汉通知入侵越南日军第38军团长土桥勇逸即派代表并携带驻越日军人员及武器等报告表册前来洽降。第二天即9月1日，土桥勇逸派出第38军团参谋长酒井干城和随员、译员共5人乘日本专机飞往云南蒙自后，改乘中国指挥机赶往开远，洽谈无条件投降事宜。

　　9月2日，按照中国陆军总部的规定，中国第1方面军在开远司令部大礼堂举行了洽降仪式。昆明行营、滇黔公署驻云南各机关代表和新闻记者参加，美军代表和地方官绅也前来观礼。当酒井干城见到在台儿庄战役中大名鼎鼎的卢汉将军时，连忙趋前一步，马刺一碰，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标准的日式军礼，然后从从随从手中接过各种表册递了过去。

　　中国第1方面军参谋长马瑛向日军洽降代表酒井干城等人宣读了《中国战区陆军第1方面军司令部备忘录》（汉字第1号），严格明令日军第38军团：⒈无条件投降；⒉不准再有任何军事行动；⒊详尽呈送驻越16度纬线以北所有日军人员、武器弹药及其它装备的名录清单；⒋侵越日本陆军集中于河内以东、海防以北地区，海军集中于海防，空军集中于河内嘉林机场，各类战争物资集中于河内，听侯接受。

　　为了保证中国军队顺利接受16度纬线以北日军的无条件投降，卢汉又特别成立了一个先遣参谋组，与酒井干城等人同机前往河内，并委派第1方面军副参谋长尹继勋随后抵达河内，设立前进指挥所，商洽与筹备中国军队入越受降的一切事宜。

　　20万中国军队入越受降

　　1945年9月8日晚，20万中国大军在卢汉的统一指挥下开始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中国军队作为战胜者出现在越南，接受战败国日本军队投降的跨国军事行动。其中，60军由云南金平、屏边、那发向越南老街、莱昕、经富流至河内；第1方面军司令部及93军沿滇越铁路向前推进，到达河内后，60军再向南定、顺化、海防及土伦（16纬线南北分界处）推进。

　　由于当时越北大雨连绵，洪水泛滥，所有村庄、铁路均成一片汪洋泽国，中国军队冒雨在大水中行进，给养也很困难，加之还有少数日军拒不投降而加以阻挠，因而行动迟缓，大约到了9月20日前后才陆续抵达指定地点。

　　卢汉是于1945年9月22日乘“衡山”号专机飞抵河内嘉林机场的。从嘉林机场到河内城沿途挂满了彩旗，用中越文字书写的“欢迎中国军队”之类的标语随处可见。那些早已等候了多时的越南老百姓看见卢汉座车的标志，知道中国军队的长官来了，便鼓掌欢呼起来。他的座车不断被欢迎的群众围住。卢汉一次次地走下车来，握住一只只伸过来的手，通过翻译和他们亲切交谈。当他得知那些在战争中饱受倒悬之苦的华侨，已经提前两三天带着干粮守候在道路两旁，等着中国军队的到来，并自动组织了一个个工作队做向导或翻译，有的华侨举办“家宴”欢迎中国军队，当地群众还组成文艺团体，为中国军队演出《三国演义》等中国戏剧节目时，卢汉这个身经百战的彝家汉子顿时激动得喉头哽塞，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了……

　　出卖中越利益的《十四条》

　　中国第1方面军入越受降总部设在越南总督府（日寇占领越南前为法国驻印度之那总督、海军中将古德的住宅）。这座3层法式建筑，中作塔形，分左、右两翼，前为大理石台阶，古朴、典雅而又豪华，楼前的广场竖有旗杆，高扬着中国国旗。

　　按照当时中国陆军总部的规定和尹继勋率领的第1方面军前进指挥所筹备的情况看，卢汉认为受降仪式举行得越早越好，最迟也不能超过9月25日（抗战了8年的滇军士兵谁不归心似箭，盼望着早日返乡啊！）。然而，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打乱了他的计划——以宋子文为院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背着中国入越受降部队炮制了《占领越南军事行动及行政设施十四条》（以下简称《十四条》），出卖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利益。

　　中国军队入越之前（中国陆军总部）已按《菠茨坦公告》等国际宣言的有关精神拟定了受降决定。这个决定既未将法国作为交涉对象，也未考虑与他们合作，更谈不上再把越南交给法国统治。因为1940年日军入侵越南后，法国投降即丧失了殖民统治地位。1943年3月9日，驻越日军又突然以武力解除了法军武装，并将他们拘禁在河内军营内。驻扎于中越边境的部分法军也纷纷逃入中国云南境内，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已无立锥之地。而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创建了越南独立同盟，并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举行了1945年“8月革命”总起义，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临时政府，完全宣布与法国脱离关系，废除法国与越南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法国在越南的一切特权。中国第1方面军开赴越南时，龙云也曾密告卢汉“所缴获武器，以一部分补助胡志明；过去退入云南境内的法军亚历山大部，要阻止他们回越，因为他们曾与日军有过勾结。”以宋子文为院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对上述情况似乎视而不见，他们炮制的《十四条》，不仅只字未提中越两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相反却责令卢汉等人事事“均须与法方商洽”，并要中国军队对法方的一切行动“不加干预”，对法方与越南的冲突也须“严守中立”。这实际上等于完全拱手相让中国军队入越受降的胜利成果，同时也使越南再次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卢汉对此竟全然不知。因此，当国民党中央顾问团外交代表凌其翰将《十四条》呈交给卢汉阅后，他当即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从1944年开罗会议后至今，根据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大元帅的多次提议，蒋委员长也一再表示同意将越南由我方代表国际托管，这一点也得到了越南方面的认可。”

　　“现在为什么变卦了？”他几乎用责问的口气指着凌其翰说：“这个文件宋院长报请委员长批准过了吗？”卢汉要凌其翰飞赴重庆亲自去向蒋介石当面请示。

　　不可调和的龙蒋矛盾

　　卢汉此时只知道《十四条》出卖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利益，出卖了中国军队入越受降的胜利成果，故而无法接受，不能答应，却不知道当时国民政府抛出这个丧权辱国的《十四条》，其实是蒋介石既要讨好法国殖民者，又想利用它拖住入越滇军，最终收拾龙云的一个阴谋诡计。

　　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既久且深，从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龙云主政云南后，10多年来，他虎踞全滇，依仗天时、地利、人和，养精蓄锐，力量逐渐壮大，在政治、军事、财政和人事诸方面自成一体，形成了敢与蒋家王朝分庭抗礼的独立性。8年抗战中，龙云对蒋介石日愈不满，决心联共抗日，暗中积极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渠道，提倡言论、出版自由，允许游行示威，明令保障云南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民主自由权利，促进了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当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亲自带人到云南，要龙云抓捕中共党员，龙云让他拿出证据，康泽一时语塞。后又要龙云镇压学生运动，龙云不冷不热地说：“学生都是好学爱国的，借故生端的只是极少数。”接着他把话锋一转：“现在有人无事找事。学生闹事是因为有些事政府并未办妥，他们说几句话就要根究，教授讲课也要干涉，结果越压越闹。有些人不听我的话，以后闹出事来，我就不管！”望着龙云阴沉的脸，特务们尴尬地面面相觑，捉摸不定龙云脸上那幅挂着墨镜后面的眼神究竟是怒视还是嘲讽。于是，他们不便借故生端，采取行动，只好保持沉默，最后不得不灰溜溜狼狈离去。

　　随着抗战的深入，龙云对蒋介石更是貌合神离，“阳奉阴违”，不满的情绪甚至到了表面化的地步，就连云南政府机关报《云南日报》上，也不断刊出新华社的消息和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龙云在与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接触中，表示了希望与周恩来会晤的意愿。1943年10月，周恩来派出华岗等人为中共特别代表前往云南，与龙云直接建立了联系。在华岗的进一步争取下，龙云更加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并于1944年底秘密加入了民盟，推动昆明形成了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更使蒋介石如鲠在喉。

密苏里号上重光癸在投降书上签字

　　中共的“忠告”

　　龙、蒋之间在抗战中闹到如此剑拔弓张、不可调和的地步，对龙云及云南地方政府“必欲除之而后快”，便成了蒋介石朝思暮想的一个重大问题。他欲借日本人之“刀”收拾龙云，无奈云南“天高皇帝远”又拥兵自重，滇军中的将领对龙云“紧得像铁板一块”，很难收买，况且龙云在抗战中表现积极并无任何可授人于柄的“不轨行为”。这使蒋介石伤透了脑筋。抗战的胜利，终于使蒋介石找到了下手的机会——他要在云南的全部滇军入越受降。

　　龙云对此是颇为疑惑的：一方面跨国入越受降是为国争光的好事，不能不派兵去；另一方面，蒋介石的中央军早已麋集云南，特务遍布全省，又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对蒋介石的阴谋有所察觉，特向龙云提出了10条建议，希望他加强与川康方面的邓锡候、潘文华、刘文辉等人的合作，并多次向他做工作，让他加强防范进驻云南的国民党中央军的行动。张冲等人也劝龙云不要把滇军全部开进越南，要留有余地，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突发事件。

　　后来有人指出：如果龙云当时听进了中共等有关方面的“忠告”，蒋介石解决不了他“这个后顾之忧”，是决不敢全然不顾地贸然发动内战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历史，或许将极有可能驶入和平的轨迹。

　　龙云后悔莫及

　　正当龙云举棋不定之时，蒋介石突然飞抵昆明。他一口一个“志舟兄”地向龙云表示：要将16度纬线以北交由云南地方政府管理，并保证受降完毕后，除留下少数部队维持社会治安外，大部分滇军即刻回返；云南地方部队至多再派一两个师协助中央军组成远征部队，同盟军一起作为战胜国的军队长期驻守在越南。

　　据说，蒋介石还进一步对龙云承诺：关于组成远征军去日本的事，也打算交由他去具体办理，但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入越受降。不等龙云说中央军已有11个军共40万人在云南，蒋介石以极其信任的口气笑道：越南情况复杂，中央军又“一时无法如数从各地赶来”，只有“劳驾”滇军全部赶去，方能尽快安定越北局面。他说：由于时间紧迫，事关重大，这个任务非“志舟兄”和云南地方部队莫属了。

　　在蒋介石这番天花乱坠的纠缠、利诱和胁迫下，龙云表示：去接受曾经侵略过自己祖国8年之久的日军的投降，而且是一次跨国受降，100多年来，中国军队何曾有过如此巨大的荣誉？蒙承中央信任，滇军应该义无反顾地去执行这个光荣的任务，以不负历史使命。但是，8年抗战，云南牺牲重大，和平来之不易，亦当请中央体察地方苦衷，一旦受降完毕即让滇军回乡与亲人团聚。他见蒋介石答应了这些要求，于是不顾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和张冲等人的“忠告”，即按蒋介石的要求，除将滇军暂编19师龙绳祖（龙云的大儿子）部留守昆明及云南各地外，其余云南地方部队全部入赴受降。国民党从其政府外交、军事、财政、经济、交通、粮食6个部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中央顾问团，随军入越。

　　蒋介石就这样将云南地方部队骗上了入越征途，龙云后来对此追悔莫及！

　　河内受降盛况

　　日军在越南北部的投降仪式如此一波三折，一直“拖”到1945年9月28日才在河内举行。

　　关于滇军等中国军队受降仪式的盛况在国民党财政部代表朱契所著的《越南受降日记》中有一段颇为详细的记载：“拂晓即起，凭窗而望，即有中国军队千余人结队而过”，“河内各进出街道，气象极为森严。9时30分，驱车赴总督府。府前广场上悬中、美、苏、英4大国国旗”，“总督府正面楼上中国国旗高扬”，受降大厅“上首为中国代表第1方面军卢汉总司令长官席、左右坐马瑛、尹继勋正副参谋长；左为盟军代表席，右为高级将领席，后为来宾席。是日到者五六百人之众。美英方皆派代表参加，美方代表为第1集团军司令加礼格少将，英方代表为陈文逊及外国记者。越盟党政派出高级官员观礼。上午10时正，日军土桥勇逸及海、空军代表和酒井干城参谋长、川国直服师团长等6人，面带忧戚之色，北向站立。卢入席后根据日军在南京签定的投降书，宣读条文，交土桥签字，签毕即退席。卢司令长官乃读布告，并译成法文和越文，至是礼成。”卢汉宣读布布告的大意是：他统帅中国军队入越，是“接受日军侵略军投降……非为越南之征服者或压迫者，而为越南人民之友人。”“各级行政机构一仍旧惯，互相发挥效能，保证和平，维持秩序”。“对于破坏此种秩序之企图及行为者，无论其宗教、种族，均一律严惩。”这个政策稳定、措词得体的文告，对安定越北民众起了很大的作用。

　　卢汉在受降仪式上的心情既兴奋又复杂：一方面抗战了8年之久的滇军不负历史使命，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入越，胜利地完成受降任务，官兵们无不引以为豪，这也是云南人民的光荣；另一方面凌其翰还未回来复命，故而卢汉只允许法方代表作为来宾观礼，法方代表即告退席，他丝毫也不挽留。当作为胜利者的卢汉走上受降主官席位时，以土桥勇逸为首的日本陆、海、空军代表一起向他行军礼，听候他宣读有关条文，接着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后，卢汉又宣读了文告，当宣布取消入越日军第38军团番号，将其改称为越北日军善后联络部时，大厅内顿然“欢声雷动”，人们“皆向卢总司令长官表示祝贺”。

　　中国第1方面军将领在受降仪式后和各国代表合影留念。国内外报纸纷纷以“8年抗战常胜之师（指滇军）接受侵越敌寇投降”，“普天欢庆，举世同贺，中国真正成为4强”等为题，报道了其盛况。朱契在《越南受降日记》中记录道：“是日（即9月28日），华侨观者特众，有年已古稀由孙辈搀来者。”总督府前水泄不通，河内城万人空巷，争相观望日军之万分狼狈状，当土桥等人步出总督府时，“痛遭唾骂”，人们涌上前去，愤怒到极点的群众忍不住用石块等向他们扔去……越南人民及华侨民众“今日得瞻汉官（指中国军队及将领）威仪，宜乎其兴奋异常。”

　　越北日军缴械及遣返情况

　　日军在越北接受投降后的大致情况是：人员，河内1．18万人，海防1．3万人，顺化等地0．8万人，共计3万余人。武器装备为步枪，轻、重机炮，火焰喷射器等4万余件；山炮，步兵炮，加农炮，要赛炮800多门；战马600多匹；飞机约10架。

　　按照卢汉宣读的命令，日军陆军集中在肋波、河内以南及海防、顺化地区；海军集中在海防（日军在越北的战舰早已调到大琉球作战，除少数陆基人员外，已无军舰在越北）；空军集中在河内（日军在越北的大部分飞机也早调往太平洋战区，投降时只有10架左右）；全部驻守越北的日军在上述3个地区办理投降后的一切手续。与此同时，泰国、老挝16度纬线以北的日军，也在卢汉的统一指挥下，由国民党中央军93师吕国权部负责在永珍（即老挝万象）受降。

　　从1945年10月起，全部日军被解除武装后，集中在河内、土伦、海防地区，实行管理教育，等待遣送回国。被遣送的日本人（包括日军家属和日商）共8万人左右。中国军队在海防成立了港口司令部，第1方面军副参谋长尹继勋联系美军派出登陆舰、救生舰9艘运俘船只，对受降日军及日侨，在经过卫生检疫并注射防疫针后，前后共分10多批，直到1946年4月才将他们全部遣送回国。

　　土桥勇逸等189人被列为战犯，交由国民政府广州行营审判。

　　解救盟军

　　入越受降期间，滇军等中国军队还在河内从日军手中接受了3座盟军战俘营，解救出包括驻越法军参谋长在内的4000多名法国官兵，以及从新加坡押来的两百余名英军和印度籍官兵。英、法政府随后分别派出专机或船只将他们运送回国，并对卢汉等人深表感谢。

　　受降期间，整个越北地区处在了大狂欢之中……

　　李晓明（滇池晨报·都市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