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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伟教授:抑郁症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引起的社会经济负担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8日08:46 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6月18日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格里分校的公共卫生系副主任胡德伟教授就抑郁症在亚洲引起的社会经济负担,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情况,在高峰会上发表了精彩演说。

  胡教授的演说分为四部分:首先是引言;第二,世界卫生组织对亚洲和中国所估计的抑郁症造成的疾病负担;第三,我们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学来进行抑郁症的社会经济负担的评估;第四我们所估算出来的抑郁症的社会经济负担;最后是总结。

  他提到,精神障碍是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它可以造成精神及躯体的残疾,在临床上已经对这些残疾从临床和心理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的报告旨在回顾抑郁障碍所造成的残疾和社会经济负担,因为他的背景是经济学,所以会用很多的经济学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抑郁症的社会经济负担是对决策者、对精神卫生专业人员都非常有用,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抑郁症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和经济损失。

  抑郁症的流行病学是最近的一项调查,是在卫生部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调查。这是关于发病率的报告,我们一共筛查了上千名的病人,筛查他们的症状,包括沮丧,你是不是有沮丧、焦虑或者抑郁的情绪存在,分为不同的程度,有轻度、中度和严重不良的情绪。我把它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城市的,一个是农村的。

  有这样一种症状的人是8.88%,有中度症状的是2.04%,严重的是0.64%。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区别,城市可能在症状的出现率比农村要高一些,在农村地区就少一些。这项调查是一个全国范围的调查,同样还对其他的统计数据进行了比较。

  中度严重程度和严重的不良情绪这两行,这是另外一个数据员给我们提供的统计信息,是由何燕玲教授和一些老师提供的数据,我们是在WHO的支持下进行的,北京抑郁障碍是1.5%,上海是1.7%,所以我们的官员有压力了,因为北京高于上海。在上一张幻灯片上,两个加在一起差不多,这是我们从流行病学角度得到的信息。

  抑郁一个很重要的不良结局就是自杀,回龙观医院的菲利鹏教授所做的一项关于自杀的研究,他发表了关于此项研究的两篇文章。大家可以看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有非常显著的差别,农村妇女的自杀率非常高,一会儿我会解释为什么会这么高。总共的自杀率有28.7万人,它的万分之二十三点二就是总的自杀率,菲利鹏教授还做了另外的研究,他搜寻了死亡记录进行了统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40%的自杀都是因为抑郁引起的。所以,超过十万人的自杀是由抑郁引起的。

  下面是农村和城市因为抑郁的自杀率。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流行病学的有关统计数据,我们希望能够了解更多,我们怎么来衡量自杀对人产生的效应,30岁和50岁自杀的人,对社会造成的损失是不一样的。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由WHO引入的新型的统计方面。首先,我们可以将疾病的严重性做一个跨国界的比较,我们引入了疾病负担这一概念,疾病负担的定义就是伤残调整生命年。伤残调整生命年的含义是什么呢?什么是伤残调整生命年呢?它是有生命年的丧失,以及有能力生命年的减少引起的。比如说30岁自杀,如果平均寿命是80岁的话,他少活了50年。不同年龄自杀的人,我们可以有非常的精确信息,看到疾病对人寿命的影响。

  第二项,残障的生命年,就是生命功能不良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你的生活质量不高,你可能有残障,如果你没有残障是非常好的,它是从0—1衡量残疾人的程度,0是没有,1是最重。所以,很多的精神病学给我们提供了信息,来给这些因素加以权众,就是不同的因素计算中的权众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用抑郁症的权重,大概是0.5。

  一般的说,中国的数据是用百万计的,我从中国的数据中挑出了一些例子,是以百万计,还有其他亚洲地区及岛国。大家可以看到单项中轻抑郁障碍,男性有5.15万人,女性损失的生命年会更多,男性和女性因为单项抑郁损失的生命年是1400万生命年。其他的亚洲和岛国,包括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我们在亚洲做一个总计,有2200多万生命年的损失。还有一项,我们统计了创伤后应急障碍,对中国来说,大概是47万。

  我们把疾病的损害用生命年计算,做了排名,首位是精神疾病,生命年损失最主要的疾病负担是神经精神疾病,在其中接近一半都是由抑郁症引起的。下面排名的疾病负担有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意外伤害、癌症,大概是2亿生命年的损失。这给我们的印象是抑郁症在不同疾病比较的时候相对产生疾病负担的大小,这只是一种衡量办法,这是在经历了一些假设的情况之下。我们对疾病造成的残障的严重程度进行了衡量,疾病残障的衡量是基于医生或者患者自身的评估。还有就是预期的寿命,这和我们预期的寿命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在全世界衡量。

  这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在全世界衡量疾病负担的办法,它可以在不同国家间进行一个比较有效的比较。除了生命年计算以外,我们怎么来知道疾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呢?所以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来监控疾病所造成的精神损失,我们有两个水平:首先是治疗疾病所耗费的资源的价值,是用货币来计算的;第二个是病人。第二项损失是比较广泛的,它包括了病人、他的家庭,家庭对于照顾病人是负有决策的。第二个成本的计算是通过很多方面来综合计算的。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抑郁症的社会经济负担呢?我们对病人、对政府决策的人、对搞金融的人士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首先我们需要多少的投入来治疗抑郁症?第二,抑郁症对社会造成的负担是什么?谁来承担这些负担?政府、保险公司,他们承担了多少?第三,我们要证明为什么我们要对抑郁症的治疗给予相当的投入。我们可以治疗艾滋病、可以治疗癌症,为什么我们不能投入治疗抑郁症呢?如果大家回顾抑郁症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的数据,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要对抑郁症进行足够的投入。这种新信息的使用者有政府决策者、医疗服务人员、医疗筹资组织,制药工业以及最终的消费者,这些数据对制药公司的研发以及市场推广都非常有意义。患者和家属都需要这些信息。

  现在我非常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两种花费的计算方式:第一个是直接成本。直接成本的第一项是为疾病治疗所花的费用,第二项是病人和看护者所花的时间和费用,这两项都是直接费用。第二个是间接成本。间接成本是我们来描述因疾病引起的资源的损耗所带来的费用,首先是财务的损坏所造成的损失,即财产损害。比如说有一些病人有一些破坏行为,第二项是患病者的损失,因为你没有工作的时间,丧失了工作能力,这个同时要参考他的工资水平。最后一项是致死造成的损失,我们主要讲的是自杀,因为自杀而没有活到预期寿命而造成的损失。

  在介绍统计结果之前,先简要的看一下我们分析的流程,抑郁症负担的评估方面,在亚洲开展得并不广泛,台湾有了,现在中国也有了。首先是估计抑郁症的患病率,同时了解到中国人口的组成,这样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患抑郁症。我们还要知道这些患有抑郁症的人,他们到底对医疗服务的使用率有多高,住院率有多高,住院时间有多长,这两个信息综合在一起,就把患者数量和服务信息综合在一起,就可以计算出门诊和住院病人的医疗使用情况。同时,我们有了医疗服务的单价以后,比如说每次随访、每次访视、每次住院的花费,我们把这些数据都统计在一起,就可以计算出全部的治疗花费。

  第二个,向大家介绍的是间接成本的计算,首先是自杀率,因为抑郁的自杀率。其次是人口年龄组成;最后是不同年龄性别因为抑郁所造成的自杀率。还有我们的寿命年表,在寿命年表中,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在不同的年纪他们的生存率是多大,还有就是因为自杀所所谓的能劳动的年数,还有从统计信息中得到的雇佣信息、贴现率,贴现率是我们想把未来的收入转化成现在可以衡量的货币标准。

  最后是全国因为自杀引起的劳动力的损失情况。所以,我们有两种方法来研究:第一种是自上而下,我们先做全国范围的调查,我们需要很大的花费和时间,我们先筛查有没有抑郁症,然后对这些抑郁症病人进行研究,花费时间很大,而且需要投入的经费比较高。另外一个研究方法是自下而上,我们可以先在已经因为抑郁症接受治疗的病人中寻找,我们尽量随机取样,从现在的病人身上得出的信息进行自动的统计和推广。何燕玲教授是我们的首席研究者之一,这个研究也得到了抑郁症社会经济负担这一项的支持,以及惠氏制药公司的赞助,以及上海制药中心的张明元教授以及陈宁山教授,他曾经是中国国家经济研究所的教授,所以,就是一个美国和中国合作进行的研究。

  我们一共纳入了5个城市,在2002年,我们随机地抽取了505名病人,我们尽量的获得他们的社会经济信息以及服务单价的信息,服务单价的信息我们是从各医疗机构的费用支出以及卫生部的调查出的。现在介绍的是我们所抽样样本的社会人口学特点,80%抑郁症患者是门诊,20%是住院治疗,66%大部分属于女性,在中年的年龄组的病人是最多的,平均的收入是1653元人民币,高中和大学以上占了超过一半的人数,这是我们所选择的样本的社会人口学特点。

  现在我们仍然把样本分成两部分,因为门诊和住院病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门诊病人有403名,住院病人有102名,55%的门诊病人都觉得他们自己的症状很严重,住院病人有85%,有87%的门诊病人都认为他们的病情属于中等或严重。我们看到平均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曾经去看了10次门诊,在住院病人中,他们平均在过去一年中住院1.6次。精神障碍和其他的疾病不太一样,因为它的住院时间比较长,平均每次住院55天。

  现在我们还需要关于成本计算的其他信息,这是来自于医疗机构和卫生部的信息,我们是从2002年的信息中计算出的,为抑郁症的支出门诊每次平均是160元,74%用来买药,住院病人每天的成本是118元,30%是用于药物治疗。住院治疗相对门诊病人来说要便宜一些。我们需要信息来把这个统计做完,首先是人口的总量,大概有12.5亿,还有抑郁症的患病率2.1%,这是上海和北京做出的两地数据平均的患病率,还有张明元教授曾经做过医疗服务的使用率,患抑郁症的人到底有多少去使用医疗服务呢?张明元调查的是17%,83%的抑郁症患者并没有接受适当的医疗,有324万的抑郁症病人使用医疗服务,住院病人占所有抑郁症病人的2%,就是89250个住院病人。这就是我们向计算机输入的做统计的医疗数据。如果我们把前面三张幻灯片所显示的数据信息进行统计的话,就得到了一个总体的信息,首先是门诊的精神障碍的花费,抑郁症的精神花费是518400万,住院的人很少,门诊病人比较多,所以门诊病人的花费比较多。自费买药是17.57亿。还有交通费用1.38亿,以及其他的杂项费用24.2亿。以百万计最后的结果,我们的直接损失基本上是99.19亿。

  刚才是从全国的水平来看,如果平均到每个患者身上,平均的直接花费大概是3000元人民币/病人,成本是372美元,这是我们把门诊住院、交通杂费都算在一起得到的结果。在中国有个特点,因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因为家庭结构的改变,我们的家长在精神障碍患者的看护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何燕玲教授做了一个研究,问卷主要是调查谁来照顾这些抑郁症的病人,有的时候一个两个甚至三个人来同时看护这个病人,配偶占到了53%,主要职业有工人、专业人员以及退休人员,性别女性是45%,男性是55%,教育水平也接近于病人的构成。

  我们需要信息来看他们每年因为看护病人的花费,基本上主要的看护者要为病人花费1000多元人民币,其他的看护者要花250多元人民币,还有5%的人自己没有办法看护病人,而雇人看护抑郁症患者,我们要付给他401元/月,这是我们估计的看护者的全部花费,是非常巨大的数字。

  我们同时还计算了间接损失,这个信息是住院期间看护者每周为了照顾病人花多长时间,平均是17小时,还有20%的人不能去工作,因为病人的关系,有时候有一些人没法工作,比如说平均是60天。对那些患病的病人,他们患有抑郁症,他们的收入会减少,我们称之为因为疾病所造成的损失。比如,第一项失业,他们不能工作,老板解雇了他们;第二项他们换了一个压力比较小的工作、轻松的工作;第三项他们的工作量减少了,不能全职工作,只能做兼职。这是上述三项在我们样本中所占的百分率,18%失去了工作,6%换了比较轻松的工作,最右边一列是失业、更换工作以及工作能力下降所带来的损失。我们希望把这些数据全部地计算在一起,叫病人因疾病引起的损失。比如说时间损失等等,大概是355亿。

  我们计算了看护者所支出的时间,以及时间乘以他们的工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害引起的,大概超过了420亿的损失。最重要的是抑郁症相关的自杀所引起的间接的损失。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比较细的资料,各列是年龄分组,我们需要数据来计算他们在不同年龄死亡所造成的收入的损失,因为年轻人和老人在自杀以后造成收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为预期寿命和工作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还需要他们平均的年收入,这是根据《中国统计年册》2004年,城市是14195元的平均收入,还有雇佣率,就是有工作人的比率,男性是80%,女性74%,这是我们从年册上得到的就业率,以及贴现率,就可以把未来的损失换成现在的货币水平。还有中国的寿命年表,把这些信息全部输入计算机,可以得到在农村地区大概是43亿,在城市地区是8亿左右,全部加起来超过了50亿的损失。对于那些因为抑郁而自杀,提前终止生命的人,我们计算了每个因为自杀的人,他们的社会、家庭等等所造成的损失是44800元人民币。我们是用2000年的贴现率来计算的。

  现在给大家一个总结的统计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直接损失是140亿,间接损失是480亿,一共是超过了600亿的损失。最右边一列是每一项对疾病造成损失的贡献大小,就是所占的百分比。我们可以看到,间接损失占到了77%,远远超过了23%的直接损失。什么叫直接的治疗损失呢?全国的健康支出,抑郁症只占全国的卫生支出的1.7%,我也希望给大家比较一下不同国家之间抑郁症所造成的经济负担。

  这是WHO要求我做的一项报告,我综合了很多关于精神疾病方面的报道,比如说分裂症、痴呆、抑郁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在成本的比较中,美国造成总的疾病损失是最多的,第二是中国,第三是英国。最后一列是间接损失在总的成本中所占的比例,间接损失是由抑郁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后果所带来的损失,因为你有抑郁症,所以就会有一系列由抑郁症引发的损失,这都是间接损失。

  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因为研究的年限不一样,而且他们的估计也不同,所以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比较,我们只是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在其他的研究中所计算出的疾病成本的情况。我的结论就是,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中国抑郁症的社会经济负担排在第二,最大的支出是美国。第二,由疾病本身引起的损失,还有因为疾病致死所引起的损失。因为抑郁症所引起的劳动力损失所造成的损失是480亿,约60亿美元。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负担,因为病人的看护者,他们对抑郁症患者的看护起主要的作用,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照顾这些病人,他们有的时候也不能工作,也会失去工作。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抑郁引起的自杀可以引起50亿人民币的损失。我们把前面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如果能避免抑郁症造成的间接损失,进行提早治疗的话,这样做的成本效益是非常好的。我们在美国做的成本效益研究发现,早期治疗抑郁,永远是成本效益比较高的,可以避免抑郁症发作引起的间接成本。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教育,需要精神卫生专业服务人员来努力减少抑郁症所造成的社会负担。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等待?从经济学的角度就足以说明早期治疗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节省大量的经济资源,更不要提治疗抑郁症可以减少病人以及家属所承担的痛苦。

  所以,我希望能够和大家讨论,为什么我们不能再等待了,我们需要尽量的对抑郁症及早治疗,不管是从临床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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