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希恩：中国抗艾先锋

　　人物简介

　　桂希恩，68岁，武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两次赴美国进修学习。八十年代末被国家卫生部授予“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称号。

　　1999年，桂希恩发现了中国艾滋病第一高发区———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2004年2月，他因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上的杰出贡献，成为第4个“贝利－马丁奖”的获得者。2004年6月，他从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的位置上离职，主要负责湖北省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的工作。

　　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04十大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活动中，桂希恩被评为“十大年度人物”之一。颁奖词对他是这样评价的：一个教授做的五年，可以影响中国五百年。

　　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

　　1960年，桂希恩即将大学毕业，同学们都想方设法留在大城市，桂希恩的父亲桂质庭、母亲许海兰都是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他完全有条件留在武汉，但年轻的他心中有一个抱负———将自己的所学献给缺医少药的边区人民。他向父母表达自己的这一愿望时，父亲桂质庭对他说，你以后的路由你自己选择，你只要把握一点，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

　　在青海，桂希恩主要从事的是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青海的沟沟坎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76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桂希恩调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原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当了一名传染科医生。

　　帮助农民是一生的安慰

　　桂希恩从不张扬他的过去。他经常下农村，并常对学生说：“不到农村一线是学不到真正的知识的。”“是农民给了我们粮食，也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我能用知识去帮助他们这是我一生的安慰。”桂教授跑遍了湖北的二十多个县，很多时间是在“三九”、“三伏”天的寒暑假，因为那段时间他可以带着学生一同前往。

　　为实验亲身注射干扰素

　　1985年，为了开展国内的出血热治疗，他从美国带回了基因工程干扰素。

　　由于这种干扰素为1000万单位，需要进行临床实验，桂教授将这种干扰素注射进自己的体内，结果高烧不止。他是我国第一个接受基因工程干扰素注射的人，也是我国第一个使用基因工程干扰素的医生。

　　从1985年到1987年，他连续三年都到钟祥进行出血热防治工作，每次一去就是三个月。1986年底，在钟祥进行病毒唑治疗出血热的临床实验，要过年了，同去的人都走了，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既当化验员又当医生，240例临床实验他一人就完成了80多例。

　　四年工作拉响艾滋警报

　　1999年夏天，桂希恩的一位来自河南上蔡的学生告诉他一件事，说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已死于这种“怪病”，向老师请教这到底是什么病。几天后，桂希恩就来到上蔡县文楼村。第一次抽了11人份血样回来，结果10人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第二次抽140人份血样回来，一半艾滋病是阳性，而且他们都卖过血。

　　从当年开始，桂希恩数十次深入到河南艾滋病高发区，倾其所有为当地人提供检测和治疗的帮助，并开展家属内传播和母婴传播的研究。

　　在长达4年的“地下”工作后，艾滋病高发区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艾滋病高发区就这样被发现。

　　桂希恩发现艾滋病高发区，不仅揭示了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之众，而且还揭示了艾滋病在中国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血液传播。这对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家里的投入远远超过捐赠

　　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之后，桂希恩开始接受社会捐赠，每一笔捐赠和去处他都造册登记，并向医院报帐，累计超过了10万元。有一次他不小心说漏了嘴：“我们家庭投入这个事的钱要比捐赠的钱多得多。”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钱，钱也不是人生的全部。”采访中，桂希恩反复讲着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的钱（工资）已经够多了，生活上够用就行。”以前，他为了节省1.2元的车费，在去湖北省疾控中心汇报时，总是骑自行车前往；后来坐公交车；现在有时也打的……“时间很紧啊”。

　　外界称，“桂希恩从来不到医院报销路费”。桂希恩说，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准确的表述是，“我自己下基层的费用都是个人掏。”

　　他曾数十次去河南，为500多名艾滋病高危人群做过检测。不仅往返路费和住宿的费用是他自己出，就连其中许多病人的检测费用都是他自己支付！至今已有100个艾滋儿童和艾滋病人接受过他的资助。

　　桂希恩对病人非常慷慨，可他对自己却非常苛刻。走进桂希恩的家，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有着海外关系的、大学教授的家，书柜是六十年代的，桌子是七十年代的，椅子是八十年代的，就连最值钱的“家当”也不过是一台25英寸的彩电！墙壁不但没有任何装修，刷的还是卫生漆，油漆的颜色还新旧不同。

　　文楼村的艾滋病病人程金在武汉治疗时，看到桂教授竟无一件像样的衣服，心里十分难过。在离开武汉前，他特地将媒体捐赠给他的一件崭新的衬衣悄悄压在桂教授的枕头底下，并在纸条上写下留言：“作为一个专家，您的穿着也不比我好，这件衣服您留着比我更有用。我知道当面给您，您不会接受，所以在临走前将衣服放在您的枕头底下，只有这样才能再次表达对您的感谢……”

　　去年2月28日，欧洲著名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亲赴武汉，把专门用来表彰对中国艾滋病教育和预防治疗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贝利－马丁奖”颁发给他。桂希恩当场就宣布把“贝利－马丁奖”的奖金5000美元拿出来投入到艾滋病防治工作。

　　病人是他心中永远的牵挂

　　2001年5月，他将5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带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做全面的检查，医院将他们安排住进一栋将要拆掉的两层宿舍楼。此举立即引起邻居们的抗议，面对重重压力，桂希恩把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自己家中，与这些病人同吃同住，以此向公众表示与艾滋病患者正常的生活接触不会被传染。今年2月19日中午，湖北浠水的艾滋病患者万晓（化名）来到中南医院找桂希恩看病，桂希恩带着她做了各种检查，中午安排她吃了中饭。万晓给桂希恩带来了两瓶洋酒，趁桂希恩出去给她配药的时候偷偷放到桂希恩的办公桌下。

　　因为艾滋病，万晓感到“自己两口子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她记得：“桂教授每次来住处看我们总给我们资助，给我们做检查时，都不戴手套。我有时还提醒他防护一下。他总是摇摇手对我笑笑说，没事，这样不传染。”

　　桂希恩回到办公室时细心发现了她的这一“小动作”。他“威胁”万晓：“这样我就不再给你瞧病了。”万晓流着泪说：“每次都给您添麻烦，我们都不好意思。”桂希恩说：“省下钱把病治好，抚养好孩子，比送什么东西给我都好。”

　　临走之前，桂希恩叮嘱她要按时服药，并让她去药店配另外的两种药，“这两种药在药店比医院便宜。”

　　他的心总是牵挂着许许多多艾滋病人。去年10月2日，一位被确诊为艾滋病的病人要回应城，中南医院安排了艾滋病培训中心的一名护士护送病人。

　　出发前，桂希恩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定要亲自将病人送回，他说：“这个病人的爱人抛弃了他，父母也不接受他，不把他安顿好，我不放心。”

　　桂希恩随救护车出发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让病人得到妥善安置后方才返回武汉。

　　（摘自《文汇报》）

　　《人民文摘》 (2005年 第四、五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