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简介：《百年“双城记”》(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0日16:11 人民网

《百年“双城记”——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传媒》

　　《百年“双城记”——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传媒》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蔡尚伟博士的学术新著，于2005年1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2003年度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研究基地“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专项研究课题、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对成都、重庆城市文化与传媒关系的百年考察》的研究成果。

　　一、目的意义：

　　“城市文化与传媒”的研究是一项横跨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与传媒研究的新的研究领域，加强“城市文化与传媒”研究对于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深化城市文化研究与发展传媒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若干对新、旧城市关系中的经典代表——重庆、成都为实证考察的对象，还会对区域传播学与比较大众传播学的发展有所推动。传媒是十分重要的现代文化要素，因此，本课题也是现当代巴蜀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意义十分突出。

　　二、主要内容

　　本书包括《前言》、《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进程与报业》、《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以文学为中心》、《现代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以大学为中心》、《现代城市文化精神与报纸——以身份意识为中心》、结语共六部分。《前言》主要对本项研究的意义、学术背景、研究方法、相关文献及研究难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第一章《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进程与报业》对重庆、成都的现代化进程及这个进程中的报业发展的轮廓进行了一次勾勒，揭示出政治、经济条件对报业发展以及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影响，并且力争恰如其分地对城市文化与报业发展的互动关系作一个宏观的梳理。中国西部最重要的两个城市重庆、成都曲折而多维的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的漫长过程。特别是重庆，由一个四川东部的区域性的军事、政治中心逐渐跃升为整个四川的物流中心，经济辐射能力逐渐扩展到整个四川地区乃至西南地区。后来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共和国时期的西南大区所在地、中央直辖市，以后又随着大区的撤消恢复为省辖市，到1997年终于成为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的城市发展可谓波澜壮阔曲折动人，相反，成都的地位一直相对稳定，作为多年的四川的政治中心，汉文化在西南的聚集中心，它以历史文化之都的形象稳定地成为重庆关注、排斥、疏离、超越的对象。两个城市的关系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影响二者发展的直接的背景性因素，二者在共同的城市现代化的路途上互相观望互相调整，最终互相促进了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这样的宏观线索也深刻地影响着两地传媒的发展。本章分为“近现代传媒的诞生与早期重庆、成都的城市现代化（1897——1937）”、“抗战开始后重庆城市的变化与报业的发展（1937——1949）”、“在政治风云中的城市及纯政治性报纸（1949——1978）”、“改革开放后成都的发展与报业的辉煌”、“重庆的直辖与报业的勇猛精进”等几个部分，按照成都、重庆城市发展的进程及两座城市报业发展的进程分阶段进行了考察。

　　第二章《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以文学为中心》对重要的城市文化形态文学与报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文学是作为报纸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报纸给了文学生长发育的空间。从早期重庆成都的报纸开始，就给文学提供了众多的园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由于四川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重庆成为首都，自然也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重庆、成都报纸的文学园地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建国以后成都重庆报纸的文学园地也一度十分发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大众文化的兴起，传统的纯文学在报纸上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晚报时代的“群众”副刊文学是对传统党报文学的改进，而以华西都市报为龙头，推进了市民副刊文学的发展，成都商报的报刊文学向大众文化的方向走得更远，传统的文学在报纸上渐渐身影模糊，彻底大众化后的报纸副刊文学存在着式微与泛化的双重走向。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成都重庆的报纸培育了大量的作家及诗人的成长，其中不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重量级人物如李劼人、流沙河等。当然，报纸也培养了大批的文学作者，对营造城市的文化氛围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抗战时期报纸援助贫病作家为典型，也可以看出报界帮助文学界的光荣传统。而由于非常时期的历史错误，报纸也曾给作家带来灾祸，当然，严格说来，报纸在其中也是受害者。作为双向关系的另一面，一百余年来，作家、诗人进入重庆成都的报界，也给两座城市的报纸不断带来生机，促进了报纸的发展。报纸与文学潮流的关系也十分紧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多家报纸参与了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讨论、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以及与“战国派”的论争等，对当时的文学思潮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在现代成都、重庆城市文化史中占据独特地位的知青文学潮，它在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于报纸的推动力是非常巨大的。

　　第三章《现代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以大学为中心》对在现代文化机构中处于中枢地位的大学与报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的考察。大学的发展对城市文化水平的提高影响甚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大学为报纸提供了一个由数量众多的具有相当文化水准的市民所构成的报业市场，这是报业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成都重庆地区大学与报纸的紧密关系从早期报纸《渝报》、《蜀学报》与四川大学的前身尊经书院的经典关系就开始了。民国时期，成都、重庆的大学生参与报纸的情况十分普遍，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学生报纸对改良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成都重庆的大学毕业生服务于两地报界乃至全国报界的情况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建国以后都较为突出，这也可以反映出大学对报业的促进作用。民国时期成都重庆的文化人物，不少人的基本社会身份曾是大学教授，而又集中于四川大学（包括其前身）。民国时期大学教师参与报纸工作相当普遍，一般教师参加，校长也参加，文科教授参加，理工科教授也参加，中国教授参加，外籍教授也参加，不光是参与，还有的是自己办报。这种关系充分说明了那个历史时期报纸与精英文化的关系。解放以后，成都市的大学中教师参与报纸的十分罕见，而莫怀戚等重庆高校教师参与报纸工作就较为频繁。这在大学的时代差异之外又反映出成都重庆大学的一些地域差异，而这些差异都影响到两地不同时期报纸的风格与发展。大学的新闻教育与新闻研究与城市的报业发展也紧密相关。抗战时期，重庆成都的大学新闻教育与研究极一时之盛，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成都重庆的新闻教育与研究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特别是四川大学的新闻教育在中国西部是首屈一指的。多年来，成都重庆报纸对大学的注视与介入没有改变，大学一直以来就作为报纸的重要传播资源和传播内容，只是相对而言，报纸对大学的传播比重更大而已。通过对大学的报道与评论，报纸对大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民国时期，由于报纸的言论相对随意，对大学的正面与负面影响都更明显，建国后，报纸的立场与大学的立场基本一致，两者的关系也更宽松和谐。

　　第四章《现代城市文化精神与报纸——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这是迄今为止未发现有人进行学术关注的全新的领域。二十世纪中，成都重庆两座城市的身份意识、文化精神在与乡村的逐渐明晰的区别，并在成渝的互相观照中成型和不断强化。报纸受这种文化精神的影响，同时反映、复制、反思、修正这种文化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塑造城市文化精神、塑造城市的集体无意识、再生产城市文化心理结构、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的作用。相互观照中的重庆、成都的身份意识在两市报纸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反映。从《渝报》借法国人之眼看成都、重庆开始，重庆、成都的城市意识就在报纸上开始体现出来。早期报纸城市意识的萌芽，主要是对城市现代因素的追求。从辛亥革命重庆独立开始，报纸上就可以看到重庆独立意识的萌芽与发展。而在重庆城市地位极度高涨的陪都时代，重庆的四川意识反而极其强烈，这多多少少有些出乎后来人的意外。解放以后，因为时代主题的不断转换，城市意识长期没有得到发展和张扬。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心城市地位发挥的问题逐渐突出，重庆成都的城市意识都迅速强化和深化。特别是重庆正式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以后，重庆的城市意识空前高涨。两地的报纸见证、反映、促进了城市意识的发展。报纸在确立重庆的城市文化身份的历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重庆不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城市，重庆的报纸为塑造重庆的文化身份，做出了长期的不懈的努力。成都作为历史文化名称的身份是得到世人公认的，但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建设之间却出现了极大的矛盾。成都的报纸对历史文化名城负有守护之责，事实上也确有许多努力，但是却也有被批评为“缺席”的时候。实际上，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报纸的无力或不足，在很大成都上是这个城市上上下下在现代化进程中困惑丛生的反映与必然结果。最终，成都的报纸在千年之交展开了对成都城市文化的全面讨论，意图对历史文化的负面做出清理。成都，城市与报纸就在对既有城市文化特性的守望与反思中不断前行。这样的情形，特别是成都报纸面对历史与未来的多重困惑，在中国是极有代表性的，对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也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结语部分对本项研究进行了大致的概括，检讨了在现有条件局限下阶段性研究的不足，对今后的深入研究做出了初步的规划。

　　三、本书的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和社会影响

　　“城市文化与传媒”的研究是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传媒研究的结合部，迄今为止，人们没有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已有研究极端零散与稀缺。在自己的学术搜索能力范围内，全球、全国基本上找不到成型的范本，仅有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传媒作用进行考察的少量文章，而系统全面地考察城市文化诸方面与传媒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因而可以说，本课题的研究是开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此外，本课题也是第一次对成都、重庆的百年报业发展进行了总体描述，具有搭建区域报业史框架的意义。仅此一点，也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该项研究也是第一次以学术的眼光考察大学与报业发展的关系，以及重庆、成都的城市意识特别是身份意识的百年演变，这些对传媒研究、城市研究的范围与视野的拓展都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的主要特色与创新

　　本书是在相关研究相当薄弱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学术尝试，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具有明显的学术创新：

　　1、研究领域的开拓

　　如前所述，该课题在不少领域具有开拓性。在巴蜀文化研究领域，该课题以拓展巴蜀文化内涵，揭示和赋予巴蜀文化更多的现代性侧面而独树一帜。

　　2、研究方法

　　本文关注的问题决定了“城市文化与传媒”的研究必然是一种多学科的研究，他至少横跨城市研究、文化研究、新闻研究三大学科领域，其研究方法必然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既是城市史、文化史、新闻史等学科方法的结合与交叉，同时又是区域传播学与比较传播学方法的结合与交叉。针对我国新闻与传播研究及“文化与传媒研究”普遍缺乏实证研究的现实，有鲜明的历史实证研究的学术取向。这在以理论阐释为主要特色的当前中国“文化与传媒”研究热潮中具有明显的新意。

　　3、资料挖掘的新意

　　由于本研究的开拓性，研究所得的很多材料是鲜为人知，充满新意的。为写作本文，笔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北碚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发掘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并通过对数十名成都重庆报界耆宿与中青年骨干的采访，得到了许多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建立起“城市文化与传媒”的学术体系有着重要的奠基性意义。固有文献中的很多材料，因为有了新的阐释方式，也具有了新的涵义。这也体现出材料使用的创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