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副局长压力大　说真话这般难？

　　在民众眼里，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无疑是位有胆识、有魄力的官员。他今年初向全国30个严重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发出通报（包括五大电力公司之列的国电、华电、大唐，以及同属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并由此掀起的“环保风暴”之举，令百姓情不自禁鼓掌叫好。然而，即使身为副部级高官，也依然要为“说真话”付出代价——在近日由100多家高耗能产业领域的企业家们参加的“绿色中国企业论坛”上，潘岳向记者透露，这30个投资过亿的项目被叫停后，他承受着来自上级的、内部的、外部的巨大的压力。

　　当今官场中最难的是什么？说真话难！而且还不是一般难，是很难很难。敢于说真话，敢于自由地表达自己对某一事件的意见和看法，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但现实中，说真话还是“很难很难”，如深圳社科院和市直机关工委在《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3）》一书中披露的调查结果是：干部意见最大的，是在机关难以做到讲真话；山东省委副书记姜大明在最近一次听取汇报时说：“现在征求意见，听真话并不是那么容易，很多‘意见’其实说的都是漂亮话，都是摆设。”

　　不说真话的后果是可以预料的，那就是政府听不到百姓的心里在想什么？不太清楚我们的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想像一下，当一切真相被瞒着、藏着、掖着、盖着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进行科学的决策？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可让官场说真话是极其艰难的，你笼统批评某个行业可以，批评具体单位就难上难；你从理论上批评领导作风可以，从实践上与领导抗争就难上难。

　　近期《南方周末》就戳穿了一个“假话”。只有30多名个体户、年营业收入63万多元的湖北汉川市脉旺镇三台村，在经济普查中报告的数字，竟然捏造了9个多亿，虚夸了10多倍，在层层过关后，因为一个举报而引起国家统计局的关注，最终被调查揭穿。统计数字的假话已经不是新闻了，而这起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生态和土壤，却给人以深深的思考。为什么连一个小乡镇都要吹牛皮说假话？因为基层干部在面对需要上报的数字时，若说真话，就是在向前任造假者和现任上级领导的“政绩”挑战，挑战的结果，轻者面临“人家能增长，你为什么不能增长”的对比和诘难，重则自己的仕途从此完蛋。利弊相权，也只能在历史遗留的虚假数字上，再加上自己浮夸的数字，将牛皮越吹越大。三台村只是当前假话成风的一个例子，但当说假话的成本很低，说真话的代价很高，现实当中，真实总是输给假话时；当说假话、空话的人能在社会这个生态环境里游刃有余、晋级荣升，说真话的人却遭冷眼、穿小鞋、甚至被领导把一点小问题当作大问题“做掉”时，一些正直的官员在该说真话时只能三缄其口，将真话深藏腹中。

　　当然，一个有良心的官员，不会麻木不仁，受环境的左右；一个有良心的官员，会时时关注百姓，反映百姓的疾苦，而不是愚弄百姓；一个有良心的官员，会一切为民众利益为利益，脱离任何意识形态的禁锢。但真话，既是良心带出来的，也是制度培养出来的。我们总是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总在呼吁说真话讲实话，具体到制度上，我们解决了听真话和说真话的障碍了吗？领导是否都诚心听真话、带头说真话了？对说真话的官员是否都奖励、提拔、保护了？对说假话的官员是否都以违法违纪行为严惩了？

　　马文·鲍威尔，麦肯锡公司的前全球董事长，在他的《领导的意志》一书中，对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品行，列在首位的一条便是“值得信赖”。他说：“一个想当领导者的人应该永远说真话，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至少说真话是最简单的”。而如何让说真话像老鲍说的一样简单，先要看看我们能否营造出一个鼓励官员想说真话的环境，能否提供给官员一个敢说真话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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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总局潘岳谈环保风暴：我承受着巨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