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阜阳中院“窝案”想到苏州“廉石”

　　安徽阜阳农民张子海坚持上访八年，终于在中央领导批示和省市主要领导督查下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随之，“黑心法官”薛懿被扳倒，安徽阜阳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也日渐浮出水面。据说阜阳中院有些法官和‘讼棍’、‘讼托’联手织就了一张黑网，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但为何没有一个知情者包括受害人敢于站出来向有关部门检举揭发呢？笔者认为，阜阳中院发生腐败“窝案”，当然与制度缺位、监管乏力有关，但是，阜阳中院工作人员、当事人、知情者甚至当地群众对腐败的沉默、漠视、放纵甚至参与其中，更加令人痛惜。可以武断地说像阜阳中院这样类似的案件在全国肯定不是绝无仅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沉默和漠视正是类似腐败窝案生长的土壤和肥料。

　　基于此，笔者更认为，我国当今社会存在着消极腐败文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少国人由于各种原因，对腐败现象由痛恨已发展到听之任之，淡然置之，甚至有意无意地参与其中。“走后门，拉关系，托人情”的行为在相当一部分国人中已成为一种思维惯性和行为习惯。腐败问题之所以越来越突出，与这种“社会性格”的群体不争，对腐败保持沉默和漠视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腐败文化催生腐败分子。也正是因此，笔者不禁想到苏州的的“廉石”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

　　据史料记载，三国时期，苏州人陆绩任广西郁林太守，他廉明清正，肃贪拒贿。任满归乡，因船轻不胜风浪，无奈只得用一块巨石压在船舱，以助航行。陆绩携巨石回到故里苏州，为人钦敬。明代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监察御史樊祉巡视苏州，闻而赞美不已，文名其石为“廉石”，并镌刻在石头上，供官员和老百姓瞻仰。后几经搬迁，现留存在苏州文庙碑刻博物馆。

　　苏州人抓住了“廉石”这块文化瑰宝，开展了扎扎实实、有声有色的“廉石”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在苏州，以廉政公益广告、“局长誓言”电视栏目、倡廉短信、廉政台历、笔记本、书签、清风扇、宣传画册、板报联展、廉政专刊、书画展、文艺晚会、反腐题材的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形式，寓教于乐，春风化雨，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大型现代喜剧《笑着和明天握手》演遍江苏全省，赢得大江南北的热烈掌声；以“立党为公，勤廉为民”的好支书为主角的锡剧《李荣法》在各地争相出演；千种万盘的党风廉政题材的电教片在文化站、在会议室、在领导干部的家庭播放；郑培民、任长霞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打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心；李真、王怀忠、胡长清的腐败行为，激起了人们无限愤慨；全国首创的《纪检监察干部之歌》，受到了中纪委副书记刘峰岩同志的亲笔批示，不仅唱出了苏州，而且在全国各地传唱；苏州连续数年人均GDP在全国领先；有人甚至说苏州已然成为省委书记的“摇篮”，虽然有点夸大其词，但苏州近些年官员出问题的比例相对较小，应该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据说苏州市民普遍认为，这样优异的政绩来源于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来源于卓有成效的“廉石”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干部受益于教育，群众得益于教育。是教育带来了政绩、是教育赢得了廉政好环境。

　　由于现今官场假公济私、言行不一、政治上“做秀”的太多，因此曾经有国人把苏州的“廉石”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误认为也是“做秀”。但笔者认为，在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大张旗鼓地建立反腐倡廉的社会大环境，使廉洁教育大众化。廉洁文化教育不仅要指向主要领导干部，而且要面向社会公众，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廉洁观、诚信观。积极倡导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弘扬社会正气，形成对消极腐败现象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为构建惩防腐败体系的重要载体，用廉洁文化建设促进反腐倡廉教育的扎实开展、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监督的有效实施。

　　苏州“廉石”，历经近1800年的岁月风云和历史变迁，至今仍完好无损地矗立于世。为什么苏州会出“廉石”？而且流传千年，并世代相敬？个中深意，颇值得人们思考。制度与教育、法治与德治、他律与自律，二者缺一不可。教育不是万能的，但也不是无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