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杀人8年6审仍判死缓 孩童之言将狱警送进囹圄

　　据《河南商报》报道山西临汾监狱关押着一名死缓服刑犯。每逢有人前去探视时，他都会鸣冤。他就是已经入狱8年之久的任文辉。原来，山西省公检法机关在办理1997年2月13日发生在太原的一起重大杀人、伤害案时，主要依据两个小孩（一个8岁，一个3岁）的疑窦百出的证词，就判了他一个死缓。消息见报后，在全国引起轰动，河南法学家纷纷指责此案极其荒唐，全国众多律师主动要求为任文辉作无罪辩护。6月18日，任文辉的亲属最终选了河南某律师事务所。

　　狱警“承认”自己杀害朋友

　　1995年初，周口监狱38岁干警任文辉在当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承包了监狱下属的一家絮棉加工厂，因业务关系结识了浙江温州人徐呈锁，并一起到太原经商。

　　1997年2月13日中午，任文辉和雇工胡士望一起去徐呈锁家喝酒。次日，徐呈锁的妻子吴某向当地派出所提供了一份“报案材料”，称2月13日晚，当她回到家时，发现丈夫被人重伤头部，3岁女儿徐苗苗面部被人用锐器砍伤，二人均昏倒在床（徐呈锁次日死亡，徐苗苗被鉴定为重伤）；8岁的女儿徐禾禾指认任文辉从家里走出来时，左手除拇指以外的四个指头上有血。

　　于是，任文辉被认为有重大作案嫌疑，被传讯到南郊区公安分局小店派出所接受为期2天的调查。2月16日，派出所写了一份“结案报告”，称任文辉“交代了杀害徐呈锁、打伤徐苗苗的过程”，并正式拘捕了任文辉。

　　同年2月19日及3月3日，南郊区分局先后两次申请逮捕任文辉，南郊区检察院均认为证据不足，不予逮捕。随后，南效区分局补充了一份徐苗苗的录音证言，于是在3月19日这一天，南郊区检察院接受太原市检察院的指令，批准逮捕了任文辉。

　　当该案被移送到太原市检察院后，该院却又退回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市公安局并未补充新证据，而是原封不动将材料再次移送太原市检察院，这下终于顺利进入公诉程序。

　　鸣冤8年判决6次

　　1997年9月24日，任文辉涉嫌故意杀人在太原中院受审。但他否认自己杀人，并说第一份认罪书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的，而此后的十几次审讯他都没有承认杀人。当年10月15日，太原市中院还是判了任文辉死刑。

　　任文辉不服，上诉至山西省高院，山西省高院认为事实不清，于当年12月3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1998年3月11日，太原中院将“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这一判决经任文辉上诉，再次被山西省高院发回重审。1998年12月4日，太原市中院在没有获得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仍旧判任文辉死缓。任文辉上诉，1999年6月23日，山西省高院维持了原判。任文辉再次不服，1999年7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山西省高院重审，并发去调卷函。但是，5年过去了，山西省高院却对最高法院的意见置之不理。

　　至今，已被关押8年之久的任文辉还在山西监狱中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呼声”。

　　明显伪证拦不住死缓判决

　　任文辉为了洗冤，在“上诉状”中为司法机关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死者的妻子与一个叫“老金”的人关系可疑。可惜，这一线索没有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更没有去作实质性的调查。

　　至于那份置任文辉于死地的、被害人徐呈锁的妻子提供的“报案材料”，也出现了问题。1998年2月26日，在太原市中院重审时，被害人的妻子因难以自圆其说，突然否认自己写过什么“报案材料”，还说那既不是出于她的口述，也不是她请人代笔所写，更没有在上面签过名和摁过指印。

　　另一个重要证人、雇工胡士望的妻子李金凤曾在1997年2月15日称，她曾亲眼见到任文辉洗血手，任文辉还威胁她“不准把这事说出去”。但在同年9月24日法院审理此案时，她又说前次证词有误，是办案人员诱逼她作伪证。

　　奇怪的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引起法庭的重视，更没有作任何实质性的调查，最终还是将任文辉判了死缓。与此同时，揭露警方制造伪证的李金凤反倒被检察机关拘传。

　　律师界主动提供无偿辩护

　　近期以来，任文辉的遭遇经过全国媒体的传播，先后有深圳、北京、上海等地的数家律师事务所要求无偿为任文辉提供法律援助。经过认真考察和分析，任文辉的亲属选择了河南裕达律师事务所，并于6月18日与该所签下了委托书。该所立即组织40余名律师详细分析了案情，并几次召开“任文辉案分析会议”。

　　该所主任刘朝旺律师说，此案疑点甚多，山西省司法机关判处任文辉死缓过于草率，“是极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