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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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代只有一种有生命的哲学，这种哲学体现着社会总的趋势。——萨特

没有哪个哲学家能比萨特更代表20世纪。“最后一位哲学家”是福柯以嘲笑的口气加给萨特的称呼，却说明了萨特思想对20世纪的青年的影响。著作《存在与虚无》曾是法国青年的时尚读本，在近四十年后，又成为中国青年的思想启蒙读物。

萨特的百年，是动荡的百年。从1905年，萨特

“最后一位哲学家”

提到萨特，难免会和“存在主义”、只考虑自己、“他人即地狱”等简单印象相联系。但萨特可没这么简单。1975年，萨特在接受访问时回忆自己一生，他认为，自己的生活有两截，一截在二战，一截在二战后，“我现在处于下半截，甚至认不清上半截里的那个我。”

上半截的“洛根丁”

“洛根丁”是萨特第一部小说《恶心》中的主角。1938年，《恶心》出版，当时萨特担任中学老师，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他的时候，仿佛能看到半个世纪后在国内一度流行的《晃晃悠悠》中的“我”，都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冷漠、孤单、相比世界他们更爱自己，生活没有目的。这点在流行歌手朴树的《妈妈，我》也很明显：“他们是些有轨电车……上班下班的植物人流……他们关心粮食关心电视……看到他们我感到很难过。妈妈，我恶心，在他们的世界。生活是这么旧，让我总不快乐。……知道吗？我是金子我要闪光的”

因此，不同年代相同状态的年轻人看到《恶心》，不约而同地产生共鸣。这里有世界产生的荒诞、自恋的颓废和无所谓的悲观。他们是局外人，有着自以为是的生活，拒绝纳入正常的轨道，而内心，真正渴望的却是被世界承认。

“洛根丁”渴望被承认，被拯救。但加谬的《局外人》却不是，他最终投奔了他认为的真正幸福。这种区别，最终导致萨特和加谬这对“存在主义”好友的彻底分裂。

萨特的青年时代，是一个“洛根丁”，对生活不满，有强烈的虚荣心，渴望成名，自爱而不爱其他任何人，只关心自己的感受。但相比那些颓废派，萨特能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找到更多根源，他渴望用语言解释自己的行为。由此，他提出了“存在主义”，认为人类的意识能给予生命价值，这唯一的价值就是自由。

1939年，在萨特写下《恶心》和短篇小说集《墙》之后，34岁的萨特入伍了，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彻底改变了萨特，没有让他单纯地变成颓废派，不知生命的意义。他发现，只要通过行动，自由就会有了真正意义。

下半截的“玛第厄”

“1939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应征令，只得前去南锡兵营报到。这一下，”社会“这一概念算是进入了我的头脑。我忽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次年，在萨特35岁生日的那天，他被俘，关押在战俘集中营。战争的生活，让萨特体会了集体生活，相比过去的消极等待，他意识到必须要有所行动。《存在与虚无》就在这段时间里逐渐写成。战后，他写下了《自由之路》三步曲。

玛第厄是《自由之路》的主角。起初，他的状态也是软绵绵的，后来他发现自己真正缺乏的是对自由的应用。他入伍，在战争溃败的时刻，突然明白了什么是自由：“他走近栏杆，站着射击。这是一个巨大的复仇；每发子弹都是对他从前处于顾虑没有做成的一件事情的报复。……他向人，向德行，向世界开火……子弹呼啸，世界即将爆炸，与空气一样自由，我跟着世界一起完蛋。”

但萨特没有完蛋。二战之后，他获得了巨大声誉。以小说《恶心》、戏剧《苍蝇》和哲学《存在与虚无》，成为公认的“存在主义”流派的领袖。他在《存在与虚无》中认为，人的价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并决定。因此，重要的是人的行动。“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正是这句话，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青年的座右铭。

萨特走向了自己的另一面，完全介入社会，坚信行动可以改变社会。因此福柯说他是最后一位认为自己有可能用思想去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人与世界的面貌的思想家。在60年代，他甚至认为文学是为斗争服务的，作家的任务就是运用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个人感受。但很多人不同意他的看法，加谬等很多思想家和他绝交，人们认为他太理想化了。但萨特却受到了青年的爱戴。

40岁后的萨特，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排练戏剧，参加游行。他认为存在主义在50年代已经巩固了理论基础，到了60年代，就该彻底实践了。1968年的法国学生运动中，他甚至上街叫卖报纸、散发传单。

1975年，70岁的萨特在记者面前谈起自己的前半生，他完全否定了年轻时的自己，和当时的情绪：对社会产生的“苦闷”“茫然”“荒谬”的存在主义源头，他认为“希望是人的组成部分”，人们以集体力量可以改造社会，他更加肯定了自己参与学生运动的行为。面对他人的近半生的指责，他回答道：“我不相信我个人和一己的思想能改变世界，但我看到了努力向前的社会力量，我觉得自己是在他们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