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集粹：“芙蓉姐姐”一出，谁与争锋？

　　“救市”的呼声由此尘嚣日上。一些开发商抚今追昔，不禁肝肠寸断。地产大腕潘石屹略有所指地说“今天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来之不易，大家都该珍惜。”而身兼房地产老总的卢铿称“从保护全社会的广泛利益来讲，当务之急不应该是压房价而是‘救市’！”。

　　是“救命”还是“救市”？裁决的皮球踢给政府。

　　绝大多数干部为什么会“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呢？从报道来看，最关键的原因有两条：一条物质层面的，“他卖官敛财，我送钱升官”，相互间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因而“不得不沉默”；第二条是精神层面的，小团体内部存在着一套能够凝聚和约束本团体人员行为的精神，即所谓的“义”。如果说物质层面的买官卖官给团体内人员带来了实实在在好处的话，那么“义”则使他们免除了良心上的谴责。

　　一条冰冷的大街，一辆承载着希望的急救车来了又去。读完这条新闻，一种悲凉感袭上我的心头，尽管我绝不是第一次看到120见死不救或借故拖延的新闻，但还是忍不住要问：120何时增加了救人前先问病因的规矩，这究竟是医院方面的规定，还是一种借口？这辆急救车上的“白衣天使”们又怎么能够离开得那么轻松、从容？

　　想到当前中国的学术环境。由于大部分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都属于“事业单位”，在统一管理下，这些单位大到财政拨款，小到学术机构的设置、学科的划分调整，甚至细到某一个教授的调动，都有政府指挥棒的影子。正是在这种“等级学术”、“计划学术”等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科研背景下，中国的学术机构和学术研究秩序形成了行业垄断、地域垄断甚至学院垄断。毫无竞争的学术研究秩序，一方面使得学术研究缺乏动力，另一方面却形成了某一群体的话语霸权，当公众希望通过媒体了解某一学术观点时，这种话语霸权就表现为知识和金钱的交易。

　　芙蓉姐姐到底有什么特殊魅力？两个字———自恋。她在文字里总是表达她被众多追求者所困扰的苦恼，“一张妖媚十足的脸和一副性感万分的身材”，正是此女的自画像。而她三次高考和三次研究生考试，也被她的“险象环生”的经历所神话。芙蓉姐姐经典S型造型和舞姿，更是令人耳目一新。这位崛起于清华北大BBS，最后成名于天涯论坛的28岁大姑娘，正在利用网络无可比拟的繁殖能力成为众多学子和青年人的偶像。

　　要达到公正招生，理想的做法当然是既能够有一种统一的方法使形式公正；又能够在选拔的实质标准即设计的考试内容上也科学合理。对于后者，只能是相对公正；但对于前者，却可能做到绝对公正，即一个专业的考生在同一时间、地点、考同一套试题，根据分数的高低进行录取。西谚说：“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就是所谓形式正义，也叫程序正义。

　　“避邪收费”的理由自然荒诞不经，但令人纳闷的是，如此乱收费怎么会得到物价部门的批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普通百姓不可能知晓收费从250元摇身一变为260元的真实情况，作为价格主管部门，当地物价部门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对医院的提价理由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并听取各方面意见，而不是置收费标准于不顾，草率批准提价意见。

　　城市之于建筑，城市是主体，是所有建筑的载体，建筑只是构成城市空间的基本元素。如果所有建筑都各自为政、一味自我夸张而标新立异，那么城市将成为毫无章法的“城市摊子”，沦为毫无本体文化特征与个性的“万花筒”。

　　关于城市规划与城市开发的辩论似乎从未平息过。尽管各地的主政者们不断地提出城市发展的宏伟目标并修正自己的规划蓝图、城市基调、容貌标准，但是“千城一面”、“失忆城市”这样的质疑之声仍是不绝于耳。

　　如果说，木子美、流氓燕以挑战道德底线的方式出名，那么，芙蓉姐姐我行我素的自恋，却与道德没有太多关联。她以近乎梦呓的语言痴迷地描述自己的容貌和身体，并将之与主流的励志话语相结合；她的照片也不像那些暴露的“人体写真”，除了摆出经典“S”造型刻意凸显身材之外，称不上香艳。尽管芙蓉姐姐充满传奇色彩的自述有着太多漏洞，经不起推敲，可其自说自话、我行我素的行为方式，却引得注目者们惊声尖叫、乐此不疲。芙蓉姐姐沉醉于自恋的“白日梦”或许并不自觉，可fans却清楚地知道“痴人说梦”的存在。他们一边震惊于芙蓉姐姐的照片和“美”之间的巨大差异，一边闹哄哄地成立“芙蓉教”，以一种复杂古怪的心态推波助澜，甚至大声疾呼：千万不要让芙蓉姐姐醒来，保留一个人最高贵的做梦的权利。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走茶凉是一种人性情感的反映。情和理是一对矛盾，人们的一些习惯性思维有时既合情又合理，而有些则虽合情却不合理，或者介乎二者之间。如果用哲学的思维方法来分析“人走茶凉”的自然现象，就会发现，“人一走，茶必凉”是合乎辩证法这个“理”的。很明显，人走了，“茶”自然就凉了；如果人走了，“茶”还是热的，倒是有点不可思议。

　　十年寒窗苦，换得学业有成，谋个体面职业是许多人的憧憬。贫寒人家的学子更付出沉重代价，希冀“改换门庭”也属正常。这种补偿心理可以理解，但却未必都能如愿。随着教育的发展、普及，大学生越来越多，“天之骄子”已风光不再，人人去争做“白领”并不现实，与其在一条窄路上打拼，何如理性地另辟蹊径？

　　欠债不还，“吃垮饭店”，我们当然应该批评当地的干部，但问题是，批评不能变成钱。所以，这一背后的难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不然的话，上述问题真的是无解方程了。

　　大盖帽屈膝于乌纱帽，是权力对法律的蔑视，是法律对权力的纵容，是粗暴地干涉法治秩序，是法治文明最大的祸患。“刑不上大夫”早就成为历史，就连开明的帝王也不予承认，而是奉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们既然宣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有什么理由再去捡拾“刑不上大夫”的垃圾？实际上，只要理直气壮地依法执法，再大的乌纱帽也奈何不了。大盖帽宁肯屈膝于乌纱帽，缘于大盖帽下的私心杂念。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官员在近日举行的医院与医药企业峰会上指出，当前医疗服务市场上出现的“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正在参加民营医院管理年会的许多代表说，这应该是卫生部首次站出来否认“市场化道路”。

　　广州日报:沉默是上级腐败的黑色土壤?

　　虽然从理论上讲,下级监督上级,群众监督干部,可以有效地预防和阻止腐败,但在实际运用中,效果是无法令人乐观的。人人都有自我保护意识,这无可厚非。在一把手的权力大到无边的现实情况下,你用责任感的冲动去大胆检举揭发,维护正义和公理,可正义和公理却往往并不保护你。“秦香莲”的检举信经常落到“陈世美”手里,这早已不是新闻。在监督机制存在严重缺陷的背景下,要下级“以卵击石”用责任感去监督上级,显得不现实。再戴上“毫无责任感”的帽子,更显得不厚道。

　　潇湘晨报:为刁民王幸福的和谐观击掌

　　“政府做好事我100％跟政府站在一起，政府办错事我一样敢去批评。”这种朴素的和谐观引起深思。以往干群关系的不和谐，正是因为少数干部无视群众利益，以暴力方式行使公共权力，粗暴对待群众的民主治村诉求，导致各种矛盾不断堆积。现在“王幸福”们当选村官，不愿和他们“妥协”，基层政府和基层官员只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方能适应这些“啄木鸟”们的考量，从而进入凝聚人心的和谐境界。

　　对于一个人，你可以不喜欢，但你要尊重。但我们的“娱乐界”连这点都做不到。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本身的存在，只有娱乐价值的大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开始有了“芙蓉姐姐”，开始有了“超级女声”。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不过是无聊而速朽的，但我们仍然耗尽热情投入其中，因为在当下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娱乐自己更重要的呢？

　　现在，我们纪念萨特，是想让一种曾经激动过我们的萨特情结苏醒过来。在我看来，萨特曾经具体说过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写了很多思想。这些思想曾经引起人们那样大的争论，这是多么奇怪啊！孟德斯鸠在他描写18世纪巴黎风俗的哲学小说《波斯人信札》中，说到一个刚到达巴黎的波斯人，他被巴黎人在咖啡馆里的吵闹吓坏了，这些人多么奇怪啊！竟然在公共场所争论一种叫做“思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