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卸任高官频出书 讲述个人经历评述重大事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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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我所认识的陈丕显

“为什么会让我为《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作序？”

大概以前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所以胡德平显得有点意外，重复了一遍记者的提问。

作为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现任中国工商联副主席兼中国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放下茶杯思索时，神形都与其父

在为《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写的序言中，胡德平记述道，1929年，陈丕显、谭启龙、胡耀邦三人同时参加革命。当时谭启龙15岁，胡耀邦14岁，而陈丕显才13岁。三人都做过地方儿童团的工作，又都在肃反过程中被打成过AB团反革命分子，陈丕显那时因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为此更添一项罪名。1933年，胡耀邦和陈丕显同在瑞金的中央苏区团中央儿童局工作，两人同吃同住，朝夕相处。

“他们在儿童局工作时，丕显叔叔还是我父亲的上级。他们好不容易在战争中存活下来。却又赶上文革，再次遭遇坎坷……”胡德平语气平缓。

1966年5月，胡德平入党，但很快就进入了人生的低谷，因为8月份父亲胡耀邦就被打倒了。

“在那段时间，你的内心挣扎得是不是很厉害？”

“是这样的。”胡德平又顿了顿，秘书在旁边提醒他还有事要办，他却让秘书递根烟来。烟雾缭绕中，一切仿佛回到了从前。

1966年10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陈丕显心情一样复杂和困惑。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都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看看周围挨整挨打的，被斗自杀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

1967年1月1日凌晨3点，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要他担负起领导责任，维持秩序，“抓革命、促生产”。“一月风暴”就此刮起。

　“这本书是陈老的遗愿”

文化大革命中，罹患鼻咽肿瘤的陈丕显度过了八年囚禁的生活。在那段艰难岁月中，陈丕显的长子陈小津曾为父亲的事四处奔走，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情况。1973年1月22日，陈小津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其父的生活、身体情况，“父母身体很不好”、“爸爸鼻子经常出血，妈妈全身浮肿”、“恳请父亲母亲能够住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以后，他又给专案组反复提出希望允许子女看望父母，并向叶剑英写信并转呈毛主席，提出允许父母看病，解除隔离审查的要求。

“当时他到过我家，和我父亲说起了他父亲还被关押的经过。”胡德平回忆着。在他的记忆中，陈小津来他家的次数很勤。

九大以后便不再挨整的胡耀邦结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当时文革的理解，以及对毛泽东的了解，不断对陈小津说道：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主席错了？认错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

1974年9月9日，听取了战友寄语的陈丕显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敬爱的毛主席，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时常想念您老人家，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做一点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或者解除对我的隔离，给我参加集体学习的机会，听候党的继续审查和处理。”

这封字迹工整的信件仍完整保留，并展示在了这本回忆录中。

“陈老是1995年8月过世的，为什么相隔十年这本书才出版？”

“陈老晚年时专门组织了一班人通过他口述的形式，于1992年完成了这部书稿。其后他就病重住院了，这部稿子中间也不断被修改，陈老临终时将书稿交给了他的亲人，嘱咐一定要把这事办好。也就是说，这本回忆录是他的遗愿。他过世后，他的夫人谢志成女士一直很悲痛，稿子就被搁置了。而且中央对国家领导人出回忆录，要求很高，越是想做好一件事，事情反而越多。直到2004年，谢志成也生病住院了，这部回忆录的出版也就成了她的心愿。她去年过世了。陈小津找到了我们，希望出版这本书，这本书从拿到稿件到出版，共花了半年时间。”该书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黄建章这样回忆出书经过。

胡德平则谈道：“陈老过世时，那部回忆录还是初稿，还不算真正完成了。后来经人不断修改，核实史料，增添了不少东西，确实花了不少时间。稿子一直由陈小津的妻子保存的，它准备出版的时候，也正赶上了陈老逝世十周年纪念日。”

“本来想请江主席为这本书题写‘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几个字，可后来他题写了主题。所以，陈小津也想就此结合陈老的几部著作，制作成《陈丕显回忆录》系列丛书。”黄建章说道。

“他很注重提拔人才”

一月风暴虽是一月刮起，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黄建章认为在全书四个章节中核心是第二章“暴风骤雨”，它细致描写了一月风暴刮起时上海变化中的点点滴滴，而更有人指出其中“叶群的一次电话和江青的两次请吃”部分更是以往未被披露的细节。

“你曾在序中写道，1966年6月江青在群众大会上说你的父亲从‘红小鬼变成了胆小鬼’，1967年4月，她在《为人民立新功》中又把陈丕显比作了‘黑小鬼’，你能谈其中经过吗？”

“你很细心，可是其中缘由很复杂，现在不想说，以后再讲吧。”胡德平没有正面回答。

胡德平始终觉得，他与陈丕显接触最深的是1984年他在中央整党办公室地方组工作时期，“他当时管政法这块，以前又在湖北工作过。我正好作整党办联络组成员在湖北搞调查，有一些事常向他汇报。特别是有一些案件，他听的时候特别认真，对案件有自己的看法，对工作非常负责。”

“同时，他对人才的培养也让我记忆深刻。”1980年，陈丕显向邓小平推荐了年仅38岁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副厂长王兆国，如今王兆国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了。

同一个细节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也有记载：前年，我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着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个人不错。“这个人”就是王兆国。

1982年，陈丕显陪同胡耀邦再次视察第二汽车制造厂，身边同时陪同的也是王兆国，胡耀邦代表组织亲自对他作了考察。

“很多的，像浙江省委副书记梁平波也是由他培养出来的。他不像有些人因为工作忙碌就忽视选拔人才，更不会只忙于培养自己的子女。”胡德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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