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手印照片的轻与重

　　黑龙江的洪水，冲走一百多位小学生。《新京报》等媒体刊出照片，展现校舍墙上的几个黑手印，称这是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在洪水中绝望地试图扒住墙而不果的最后遗迹。此一照片刊出后，举国震动。那几只小手印，立即深深地刻在国人的心灵之中。

　　然而，很快有一些“专家”出来，指出那些手印不是孩子的印迹，理论也颇多。比如印迹不可能在水线之下，应该在水线之上；洪水中留下的印迹，不可能这样黑白分明，报社作了技术处理，等等。有人还把此事上升到假新闻、媒体的公信力的高度。一时间，手印的真假，似乎比灾难本身还重要。不过，几天后，在洪水里幸存的孩子开始发言，讲述在水中如何绝望地扒着墙、自己的同伴又如何消失的过程，证明那些手印确实是同学们的最后印迹。手印到底是怎么回事，又起疑云。

　　在我这位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看来，此一事件再次证明建立绝对的历史客观性是多么不可能。不过，没有这样的客观性，历史是否应该记录？记录的历史是否还有意义？回答这个问题，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张照片的价值。

　　最近我为下学期备课，正在读有“史学之父”之称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书，触及这个问题。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述的是希波战争，即他童年时发生的历史事件。比他晚死仅25年的修昔底德，则写了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述希波战争后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这两部书最终成了古希腊最杰出的历史著作。

　　不过，这两位史学大师的风格截然不同。希罗多德《历史》的前四章，全用于记述希腊和波斯的历史恩怨，追溯时间久远，并且采写各种传闻道听途说，真假难辨。修昔底德则严格记录当代史，而且只把政治和军事史列入历史的范畴，讲究实证。他不指名地批评希罗多德言无实据，只知道取悦听众的耳朵，而自己记录的则是证据凿凿的史实，是人类“永久的所有物”。实际上，修昔底德的史学开创了现代史学的先河。许多学者也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从史诗到历史的过渡，是从荷马到修昔底德之间的一个演化阶段。然而，没有希罗多德，对古希腊的理解可能吗？人们很快发现，他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当然也不可能被只记载“客观史实”的修昔底德所替代。那么，这种不可代替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

　　其实，对于修昔底德的批评所提出的史实问题，希罗多德自己有深刻的了悟，只是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修昔底德不同而已。在他看来，判断什么历史事件发生、怎么发生是不可能的。但是，记录这一事件在世界中所引起的回荡，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像修昔底德那样，以绝对的口吻告诉读者什么发生了、怎么发生的，这在希罗多德看来是超出了人的能力，只有神才可能有此力量。人的历史，在于人怎么记忆、叙述这些事件。所以，他是一个“没有承诺的观察者”，不来断定具体事件的真实性，而是要记录历史事件在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察者的脑子里是如何活着的。因为反映现实的最肥沃的媒介，就是人类的心灵、记忆和反省。所以，对于道听途说，他常常巨细无遗地记录。他认为历史学家并不能确定这些庞杂的记录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这就像一些城市过去享尽荣耀，现在却淹没无闻，而一些过去无足轻重的聚落，现在却成为世界重镇一样，非人的智慧所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事件的轻重，需要时间来显现。

　　也正是如此，希罗多德的历史显示了修昔底德所没有的丰富性。希波战争，通过希罗多德的笔，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被详细记录下来的“文明冲突”。希罗多德所记载的许多波斯方面的事情，现在看起来显得荒诞不经。但总体看来，这些离奇的故事却反映了希腊人是怎么看波斯：君主享有绝对的权力，变得越来越暴戾；臣民如奴隶一般的顺从，丧失了基本的私人领域和社区精神。这也为我们解答了为什么四分五裂的希腊人，在这个时刻突然团结起来，要面对强大十几倍的军队，打一场几乎不可能赢的战争。你读完希罗多德，可能找不到什么有把握的具体史实，但是，你却了解了希腊人怎么看波斯，希腊的精神在哪里，希波战争这个“文明冲突”的要害在哪里。

　　如果我们以希罗多德的史观看待这张小黑手印的照片，我们就可以找到解答的路径。那些在水下或水上挣扎的人已经无法复活，谁也不可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科学”很难重构历史事实。但是，历史并不仅仅限于当时这个事件的物理性进程，还包括不同的人们是怎样、或愿意怎样记住这样的事件。这张照片，记录的不仅仅是在那个时刻发生了什么，而且是一部中国人的心灵史。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当事的记者想。记者并不仅仅是个照相机。他或她是个有心灵的人，是历史的介入者。他或她的心灵状态，决定了其介入方式。如果记者接到采访任务，心里暗骂：死几个孩子有什么了不起，弄得我大老远跑到这个穷地方受罪。那么他或她是不会留意墙上的几个“脏”手印的。但是，如果这个记者满心绝望和悲哀，就像寻找自己的亲人一样寻找这些失去的孩子，他或她看到这些手印，马上就会被征服。坦率地说，我不能确定事件当时是怎么发生的，但我却是希望像记者一样保留对这些孩子的记忆。毕竟这是多年来第一张让我落泪的照片。

　　话说至此，我不能不在此对中国的记者们致敬。二十年前我也是干新闻的。后来从事了学术。去国十一年，隔洋远眺，媒体的变化很大。我当然清楚，媒体中也有许多腐败、丑陋现象。但是，从小思怡、孙志刚、到这几个小手印，媒体不断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留下印迹。媒体在中国社会基层，唤起了一种人文精神。国民对小思怡和黑龙江的这些小学生的关注越来越深，大家会为不认识的人而哭泣。这是我在国内时很难看到的。我希望这张照片所保留的心灵史会继续下去，因为我们正在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文明的社会。

　　作者：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