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举报人比奖励更重要

　　举报人鲍宇和他的两个同事在结案之后，执著地追求一种“隐姓埋名的生活”。

　　在笔者看来，鲍宇他们举报的终极目的更在于扶正压邪，这比任何奖励都重要。但如果不从完善制度出发，从根本上解决举报人的安全问题，奖励价码再高，仍避免不了日后“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

　　“举报人”时常在义举之中扮演着“悲剧性的角色”，这也是打算举报的人们承受的诸多“心理障碍”与“现实危机”，这使得举报之路充满艰难险阻，无怪乎如今的举报者陷入了“粥多僧少”的局面。

　　因此，我们在给举报人更多奖励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从法律、制度建设的层面如何给予举报人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与具体的保障机制，在政治上以及安全保障、生活和工作待遇、家人的照顾等方面有政策上的对应措施，对举报人予以更多的“人文关怀”。

　　鲍宇他们的经历暴露出当前我们对举报人的保护体制仍然存在积弊。照此下去，如果连举报人的安全都不能保障，还有多少人会不顾自身安危为举报而担负一生的威胁？

　　中国品牌杂志社黄春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