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是个小说女工

　　6月18日至20日，由CCK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哈佛大学东亚系及苏州大学共同举办的第三届“国际青年学者汉学会议”，在苏州大学红楼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世界各地众多的文人学者汇聚一堂，交流心得。或许是因为一部凄婉动人的《长恨歌》，抑或是作家王安忆一贯的神秘气息，与会众人将目光投向了这位自诩为“小说女工”的写实作家。

　　女性一直是王安忆的主要写作对象，最近她的新作《遍地枭雄》取材上有所改变，开始写男性的故事。问她为什么高产，她说自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每天就是写小说。

　　“我今天是来开会的”

　　淡米色的暗格衬衫，蓝色的长裙，咖啡色的发圈将略微卷曲的长发束起，简单既典雅的装束让记者不禁想起作品《长恨歌》里年轻时的王琦瑶。会议上的她是全神贯注的，听着来自各地的文人学者的研究报告，她不时拿着笔记录着什么。听到深有体会的，她会意地一笑；听到自己无法经历过的文学感受，她就眉头微皱，仿佛努力将自己置身其境想像那时那景。

　　“王安忆听得很认真，不敢打扰她。”当记者向会议主办方提出要专访王安忆时，这位负责人用了“不敢”两个字，他还告诉记者这场会议结束后她会立刻回上海。失望之余，难免让人感觉王安忆会不会是位不易接近的作家？再三要求之下，会议负责人告知，会议中间会有10分钟休息时间，那时候就可以“打扰”她了。

　　等到下午3点50分，会议中场休息。王安忆终于背着个皮包从会议室中走了出来，开完会的她面带微笑，似乎感觉非常充实。

　　“王安忆老师您好，您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深得市民的喜爱，我想和你聊一聊您最近的情况可以吗？”

　　“不好意思，我今天是来参加会议的，如果您感兴趣，下场圆桌会议有我的发言，你可以旁听也可以提问题。”仍然面带微笑，轻轻摆了摆双手婉言谢绝了记者的访问要求，她的笑容可以用“和善”来形容。

　　作家眼中的“劳模”

　　在当天的会议上，王安忆被称之为作家中的“劳模”，除了说她写的作品多之外，还意味着她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小说。王安忆从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其母茹志娟亦是作家，可谓家学渊源。王安忆的许多作品多以上海为背景，如长篇小说《长恨歌》。在一些作家眼里，她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一段旧事娓娓道来，很有女性的细致感，对细节很执著，总是不厌其烦地从头讲起，或许这正是她“研习细节安守寂寞”的个性表现。

　　王安忆说，她的生活经历是她写作的情感材料。1954年生于南京的王安忆自1955年随母茹志鹃迁居上海，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1975年冬开始发表作品，《尾声》、《流逝》、《小鲍庄》、《长恨歌》，散文集《蒲公英》……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和《小鲍庄》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最近被拍成电视剧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母亲教她写下经历

　　当天下午3点50分，圆桌会议准时举行，王安忆在前排第二座，在一同来自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旁边。据了解，此次会议的主题为“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着重研究中文文学文化中的旅行经验与域外想象，以及围绕着它而产生的各种现象、论题和争议等，从四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旅行的“中国性”。

　　可能是对这个主题深有体会，王安忆发言时语序稍显急促，她说：“我从16岁那年在安徽插队落户，当时感觉是匆匆忙忙，根本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有个人给了我莫大的启示，他（她）说‘假如你现在告诉我几年能离开这个地方，那么我宁可更多于我事实上所在的时间。’”王安忆说，命运的变迁是无法改变的，在安徽的日子，母亲根本无法安慰她。说到这里，王安忆哽咽了，她回忆道，当时母亲就教她可以将这段经历作为作家的一种体验、一种机会，将自己体会到的记录下来就会觉得日子好过一点，而事实上当时自己是很煎熬地走过来的，不想自欺欺人，但经历过这些痛痒相关现在自己是那么安全了，反而又担忧起日后的写作，经历过这些刻骨铭心，现在对自己有种怀疑，这些痛痒相关、刻骨铭心的经历都过去了，自己现在是这样的安定，今后的旅行还能否像以前那样有充分的情感材料来用于写作？

　　从王安忆的小说里不难看出，她是一位写实派作家，可能在她认为，脱离自身经验的写作是无法进行创作的。她对一些作家提出的“超越自身束缚，超越自身经验之外寻找世界”的写作体验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并认为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言论。

　　《遍地枭雄》改写男性

　　据当天会议主持人介绍，最近王安忆出了一本《遍地枭雄》，讲述的就是关于旅行的故事，书中一改她以往大多写女性的风格。讲述的是当今时代背景中一个原本过正常生活的普通人，因为一次意外事件而进入异样的境地。主人公是上海郊区征地农户家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几经择业，最后选择了开出租车。后来主人公遭遇劫车，从此人生发生转折，还跌入黑道。小说将一个人从常态生活引到非常态生活进行了大胆的想象，一个看似荒诞的江湖故事，放在了一个奇特的异度空间里，告诉人们遍地枭雄的世界里并没有英雄，善与恶只有一步之遥。

　　王安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海给自己提供了基本的写作素材。她曾经在安徽、浙江、江苏生活过，这些地方都成为了写作中次要的素材来源。《遍地枭雄》中的四个人物跑来跑去也没有脱离她所熟悉的那些地方。如果他们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自己是无法用文笔把握他们的。

　　据了解，王安忆最近在写些比较轻松的东西，她看完了贵州人民出版社为她喜欢的英国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出了一套全集，现正写关于克里斯蒂作品的一篇几万字的评论。她认为克里斯蒂是个畅销书作家，她的写作却有许多技巧值得借鉴。总的来说这是个轻松愉快的写作，她需要调节一下自己。

　　“我是个小说女工”

　　记者：有人认为您的新作《遍地枭雄》是一部江湖黑道武侠小说，这和您以前的作品风格迥异，那么您作品风格的多变是否与您的成长经历以及性格有关？

　　王安忆：我从事写作20多年，给别人风格多变的印象可能是因为作品的量比较大，我没有别的事做，每天主要是写小说，我觉得自己特别像个女工，每天就这么写。既然写那么多，那么就不可能一点不变，事实上我的作品归类是非常简单的，主要是关于一些农村题材的，因为在内地呆过一段时间，其他就是写内地城镇以及上海，而目前上海的比例越来越重，这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有关。《遍地枭雄》的故事本身决定了它还是由男性角色来完成更合适，因此整个故事都围绕着男性来进行，而并非意味着我的写作转变。

　　记者：有些评论家认为，作家的写作风格将是属于某一个年代的。可很多人认为这个观点并不符合您，您已经历了20多年的写作，给人们感觉似乎什么风格都能写，你能谈一下您的写作风格吗？

　　王安忆：我的写作是以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写实的风格让我无法跳出经验来进行文学创作，生活经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不同意一些评论家提出的“跳出经验进行创作”的理论，比如《受活》这本书，我个人对此书的评价不是太高，这本书的目的性太强了，太要求得到一个意外的效果，但它放弃了一个我认为文学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叙述过程中的美感，而美感来自于经验，这种经验越感性越好。

　　《江南时报》 (2005年06月22日 第二十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