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款100元＋张榜公布＋大会点名批评＋请家长”，6月2日，河南省濮阳市范县第一中学给该校在前一天岗位考勤中因各种原因缺席或迟到的22位老师开出了这样一张罚单。历来只有老师让学生请家长，这次老师也被校领导“请家长”，当地教师戏称此事为“全国首例”，也有老师称之为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试水”。（6月21日《郑州晚报》）
让迟到老师们接受“请家长”式的处罚，听起来倒颇有几分创意、颇能吸引眼球，可细细想来，却是教育人治思想在作祟。我们都知道，“请家长”是学校或老师对学生们常采用的一种辅助性、补充性的教育激励方式，作为孩子监护人和血缘最亲近者的父母，加入到这一辅助性教育链中，无疑是较合理的选择。
可反观校方对老师们采取的“请家长”，则完全是一种不伦不类的“硬性手术嫁接”。老师们都已是成年人，且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与工作经验，他们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并按要求完成自我行为方式的规避或校正，而不需借助第三者的推动。更何况，老师与负责“戒勉谈话”的校领导在社会身份上同是成年人、同是合法社会公民，在教育身份上也属同事，对教师采取“请家长”戒勉方式，不仅是一种极端的不信任表达，更可说是一种尊严侮辱，其对教师的心理影响和刺激，将是极为负面的。
众所周知，校园是一个特殊社会场域，需要一些有针对性的约束性规则来进行补充监督和制约（或俗称校规），但它必须是合情合理、符合各自身份介质的科学、理性、有“应用”价值的公平决策，它尤其需要建立在民主决策、公开执行、透明运转的基础之上，否则将是对校园“教育”精神、理念的扭曲与片面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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