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举报人？

　　据6月21日《中国青年报》载，有一个新的身份，在一个陌生城市开始全新生活，这是在国外影视大片里线人或证人享受的待遇。现在，也有中国的举报人提出类似要求——鲍宇是一起审计大案的举报人，在举报过程中历尽艰险。目前案件已查实，有关部门也对他做出了相应补偿。但鲍却不认为事情已经了结。他有很多担心，包括举报过程中刺伤他的歹徒马上就要刑满释放了。他觉得，自己和家人要想获得安全，必须到别的城市去生活。

　　编者:记得在一部电视剧里，云南某地公安机关出于安全考虑，把一位负责缉毒工作的女警员“蒸发”到了首都北京。这位女警员干的就是危险性极大的缉毒工作，有关部门理应为她的安全着想。但像鲍宇这样的“业余剑客”，虽然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却不能得到同样的保护。这种尴尬的后面隐藏着很多问题，大家怎么看？

　　紫霞(教师):因为举报，平静生活就被打碎了，而政府部门又对举报人的保护力不从心，那么，举报人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在高代价的举报面前，还有人愿意去举报吗？公民的正义感会不会因此而消散殆尽？说句实话，读了太多的举报人遭到报复的报道，如果真有需要我举报的时候，我未必有勇气。

　　旷志云(市民):虽然我们对举报人给予奖金奖励，但我想没有哪个人只图奖励而愿意过担惊受怕的日子。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为举报人保密。

　　李国婧(教师):我以为，鲍宇不过是尽了应尽的义务而已，而且有关部门也论功行赏了，应算是比较圆满的结果了。他在这时提出如此要求，我觉得不妥。不是说不该考虑他的安全问题，但这种考虑不能建立在怀疑和猜测之上。其实所有参与办案的人员以及提供过这样或那样线索的人员，都有可能被报复，总不能大家都这样吧？

　　杜明骏(银行职员):李老师似乎太“大义凛然”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会知道，鲍宇们的担心并非多余，要求也不过分。当然，如果站在有关部门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安置一个人到另一座城市也的确是一件难事儿。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我们的举报和办案制度上想办法，要从根本上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防止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应从举报开始时就让举报者隐姓埋名，要切实做好保密工作，这远比让他们在事后隐姓埋名要好得多。

　　张之俭(公务员):确实，在另一座城市安置一个人太难了，住房和工作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一方面用人制度、住房、户口等并没有“市场化”。另一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办法又行不通。对于鲍宇这种很现实的问题来讲，真正解决恐怕需要政府的介入，而对于举报人保护方面，也需要健全相关制度。

　　编者:的确，这是一个保密问题。我知道甘肃省白银市曾出台过举报实名制，并大鸣大放地给予举报人奖励，曾引起人们的广泛质疑。

　　马爱民(警察):对举报人的保护，最好的办法不是消极地移居他乡、隐姓埋名，而是对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加大惩罚力度，使其在实施报复前不得不三思而后行，最终放弃报复。这才是对举报人最好的保护。

　　施林(教师):从现实出发，我以为鼓励人们依法举报，必须很好地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而这绝不只是简单的在经济上给予补偿和鼓励！尤其是一些涉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或者重大经济腐败的大案的，只要被举报人的阴魂不散，某些社会关系还在，举报人就有遭到报复的可能。因此，保护举报人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还举报人以平静的生活便显得尤为重要。在我看来，作为举报人出于对自己及家人安全的考虑而向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的合理要求应予以满足，但对于过分苛刻的要求，有关部门完全可以说不。编者:谢谢大家。责任编辑：任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