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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交通银行锦州分行员工鲍宇，因为和他的两名同事一起向审计署举报本单位存在的违法问题，为国家挽回数亿元损失，其命运也由此发生转折，他们经常被不明车辆跟踪，鲍宇被人用刀刺伤。为了真正远离担惊受怕的日子，3人提出隐姓埋名到别的城市去生活，但却一直没能实现（6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事前预防保护消除制度盲点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8月开始实行证人保护制度，将事前预防保护纳入制度，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尚属首创。

　　证人出庭作证后最大的担心就是自身安全。而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对于证人保护的规定，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显得空泛，缺乏具体操作的内容且保护范围较窄，起不到真正保护证人安全的作用。在《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中，对打击报复证人的犯罪分子都只能进行事后惩罚。也就是说，只有证人实际遭受打击报复了，或者因为作证已经付出了痛苦的代价，法律才能予以保护，并没有事前的具体保护措施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相对消除了证人保护制度盲点，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证人的后顾之忧，起到了让证人放心作证的作用，这能起到更好地保证司法审判程序公正，防止出现司法擅断的作用。李坚

　　“囚笼”似的保护不符合人道主义

　　对举报人、证人或者线人实施国家保护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还涉及人道主义问题。可以说，法律保护只是国家保护的第一步，如何使得这种保护有着人性的考量、人本的意识才是法律保护的终极追求和上乘境界。没有谁喜欢“囚笼”似的保护措施，因为这与犯人无异。最大限度的让举报人获得与正常人一样自由、开放的生活状态，才是所有举报人孜孜以求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法律保护———这也应该成为法律保护的出发点和归宿。张若渔

　　证人保护法规亟待出台

　　作为重大案件的举报立功者，鲍宇提出异地安置保护的要求无可厚非，而交通银行作为一家企业，完全满足这种要求的能力有限，也是客观现实。显然，这里凸显的矛盾其实是，对于证人保护，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答案无疑很清楚———国家应该成为首要的责任承担者。试想，如果鲍宇不是交通银行这样的全国性大企业的员工，甚至根本没有单位，那么谁又为他异地安置呢？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从权利义务对等角度看，既然公民举报作证是在为国家履行义务，那么寻求保护就是一种必然的权利诉求，落实这种权利，国家义不容辞。其实，即使我们抛开法律意义上的权责关系不谈，从一般的社会道义上看，国家为证人保护承担责任，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毕竟国家才是举报作证的最大的得利者———受惠于人，则回馈于人，岂不是道义上的天经地义？

　　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要落实这种保护责任，还缺少明确、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款：证人保护的主体是谁，公检法等部门各自在保护中的责任是什么，如何分工负责、相互协调？依据不同的案情案件性质，证人保护应该分别达到什么程度，相应的评估程序、保护标准又是什么，以及是否有专门的经费保障？这些问题都无法解决。

　　我们亟须一部独立完整的证人保护法规，给予证人制度性的保障基础。事实上，在许多法治完善的国家，都有单独的证人保护法，如加拿大的《证人保护项目法》，美国的《被害人和证人保护保护法》，显然，借鉴这些国家的成熟经验，完备证人保护的国家责任，值得立法部门高度重视。张贵峰

　　反腐成本不该由举报者承担

　　邪恶面前，正义之士的抗争总显得那么悲壮。举报了河南平顶山市常委兼书记李长河的小干部吕净一，被李长河雇凶灭门，吕净一妻儿惨遭不幸，自己身受重伤。还有辽宁沈阳的慕马案、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违法乱纪事件，举报人无不受到工作生活方面的双重夹击，甚至被当成精神病，受尽凌辱。虽然举报人都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其付出的惨重代价却让人心痛。

　　对重大案件的举报人施以异地安置等保护性措施，满足他们“隐名埋姓”的合理诉求，值得期待。不顾一切地举报贪官污吏，呵护社会正义，这些举报者都是社会的良心，社会有责任帮助他们远离生活的“敏感区”和“风险区”，不让他们为正义的勇敢之举拖累一生、殃及家庭。反腐成本不该由举报者以身家性命“集资”或均摊，有关部门在这方面该有所作为了。张培元（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