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集粹：徐本禹何以对出名“受不了”？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当事的记者想。记者并不仅仅是个照相机。他或她是个有心灵的人，是历史的介入者。他或她的心灵状态，决定了其介入方式。如果记者接到采访任务，心里暗骂：死几个孩子有什么了不起，弄得我大老远跑到这个穷地方受罪。那么他或她是不会留意墙上的几个“脏”手印的。但是，如果这个记者满心绝望和悲哀，就像寻找自己的亲人一样寻找这些失去的孩子，他或她看到这些手印，马上就会被征服。坦率地说，我不能确定事件当时是怎么发生的，但我却是希望像记者一样保留对这些孩子的记忆。毕竟这是多年来第一张让我落泪的照片。

　　对举报人、证人或者线人实施国家保护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还涉及人道主义问题。可以说，法律保护只是国家保护的第一步，如何使得这种保护有着人性的考量、人本的意识才是法律保护的终极追求和上乘境界。没有谁喜欢“囚笼”似的保护措施，因为这与犯人无异。最大限度地让举报人获得与正常人一样自由、开放的生活状态，才是所有举报人孜孜以求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法律保护。

　　最近一项针对都市青年的调查显示，有57％的受访者表示“敢用明天的钱”，48％的人称自己“不会因为负债消费担忧”。以致《中国青年报》在6月20日的报道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年轻人渐成消费敢死队主力。”与以前流行过的“月光族”、“新贫族”、“百万负翁”等称呼相比，“消费敢死队”在生动风趣之外，透出一种苦口婆心的干预、奉劝的诉求。

　　我们没有必要一味谴责旅行社的“势利眼”，旅行社作为经营单位，挣钱是他们“天然”的目的。旅行社挣钱不在于游客自身掏的旅游费上，而在于购物回扣上。消费能力低的游客，只能让旅行社做亏本的买卖。因此，他们为了赚钱而打出四类“购买力较低者”另加300元钱，也实属“无奈”。但是，既然有四类消费能力低的“特殊游客”，那么，又有哪些人属于消费高的“非特殊人群”呢？

　　潇湘晨报:岂能让制假者 举报者 打假者共赢?

　　最新一期的新闻周刊揭露了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广州潮汕地区依靠“悬赏举报”方式打击制假售假活动，但结出的果实不是制贩假货活动得到有效抑制，而是打假行动陷入更加荒唐的境地。一方面，负有打假之责的部门“不举报不打假”，另一方面，专以举报为生的“线人”被制假者收买，转而靠制假者提供“封口费”生活。如此一来，制假者、举报者、打假者三方便形成了一种“共赢”局面。

　　体育比赛的第一要义在于公平竞争，在于双方实力的真实较量。而这种对比赛规则的恶意曲解却让人如吃了一只苍蝇般的反胃，恶心程度远远超过了输球丢人的时候。这让笔者想起了1998年世界杯经典的英阿之战，那时的小贝还是血气方刚的新手，争球倒地后不服气用脚轻轻绊了阿队西蒙尼一脚，没想到老谋深算的西蒙尼竟然顺势倒下，小贝红牌被罚出局。多年以后当西蒙尼良心发现承认自己是假摔时，仍然逃脱不掉媒体与球迷的猛烈谴责，而当年小贝少年意气之举则早已被大众原谅。因为，欺骗、不诚实才是对体育精神最大的伤害。

　　中青:指导论文成了换心换肺的大手术?

　　这哪里是学员们撰写的毕业论文呀？全是从网络上抄袭来的。我在网上一搜索，结果发现其中有8篇是从网上“原汁原味”下载而来，不仅题目相同，而且内容也一字不改。其余两篇是请别人代笔，学员自己对文中内容一无所知。其中最有趣的是一篇论文的原作者，竟是我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此文是他当年大学毕业时的论文，不知何时被那名很会“动脑筋”的学员借了去。

　　就社会自然的运作过程来说，财富在城市内部再生产、再分配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好处，虽然不会被每个人平均地分享，但只要交易、合作各方的自由和权利得到法律的平等保障，则这种分配从长期来看，具有趋于平均的趋势。但假如市场和社会的自然机制受到扰乱，部分群体无法分享城市发展的好处，其收入增长速度跟不上城市整体生活成本上涨，就会相对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压力

　　外交学院的教授们向记者伸出了要钱的手，一时间，舆论哗然。教授们搬出了商业原理为自己辩护：第一，根据平等交易原则，媒体也是商业性的，你用我的思想去挣钱，凭什么把我晾到一边？第二，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我付出了劳动才获得我现在的想法，为此，你得到它，就该付出成本；第三，根据机会成本理论，我的时间也是金钱，凭什么接受你的采访可以免费？

　　如果你爱一个女人，就让她去参加超级女声；如果你恨一个女人，就让她去参加超级女声。一心想僭越央视的湖南卫视终于凭一个翻版的才艺真人秀节目无可争议地打败了老大哥的同类节目，“超女”之声风靡中国，而杭州赛区的一波三折的赛程更成了一出波诡云谲的悬念剧。前一出是“实力派当众被黑”，后一出又演“内定选手意外落马”。江湖上，流言如飞刀，湖南卫视、天娱传媒、浙江电视台多方逐力，评委席上，“柯楠”、张潞斗法分高低，“监军”汪涵现场发难，黑势力猝不及防……

　　地方要树立特色经济和品牌意识，要在宣传推介方面做大量工作。政府利用公共资源进行推广，应该是分内事。这同样必须深谙市场规律，既要出奇制胜，又必须务实求真。比如政府可出资做“公益广告”，可以养猪状元和科技带头人作为形象代表，也可以申请专利保护，市场保优打假等手段和方式，为饲养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服务和引导。而这些功夫是日积月累的，是渐进过程，而不能急躁冒进，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甚至幻想借助外力，制造神话和奇迹。近年来，一些地方大打明星牌，或搭台请星演出，或出资赞助演艺行为，或者请星们做形象代表，或者干脆虚位以待，请明星做荣誉县长、副县长等等，出资当然不菲，但效果如何呢？只怕大多是有花无果。

　　大众日报:处罚老师 罚款+张榜+点名+请家长?

　　让迟到老师们接受“请家长”式的处罚，听起来倒颇有几分创意、颇能吸引眼球，可细细想来，却是教育人治思想在作祟。我们都知道，“请家长”是学校或老师对学生们常采用的一种辅助性、补充性的教育激励方式，作为孩子监护人和血缘最亲近者的父母，加入到这一辅助性教育链中，无疑是较合理的选择。

　　面对一桩又一桩的食品质量事件，面对舆论和消费者的一次次震惊和抨击，有些企业真心诚意地采取了补救措施，承担了应负的责任，但遗憾的是，更多的知名品牌却将“功夫”花在了“诗外”——他们不是光明磊落地承担应尽的责任，而是动用一切手段开展危机公关，力图摆平政府职能部门和媒体，混淆视听，强压消费者。更令人痛心的是，有些政府职能部门和媒体就是在这样的危机公关面前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或者突然失声、装聋作哑；或者转移话题，王顾左右；更严重的则是昧着良心胡说八道，粉饰太平，大有为虎作伥之势。

　　人的一生要扮演很多角色，在青春时期的一个重要使命大致是要找到一个意中人，然后成家，一个女性成家后，就要担当母亲的角色。如果顺利完成角色转换，那么，在每个人生阶段，人们会保持积极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这样的人，无论他们的天生容貌如何，都会容光焕发。可是，人生的命运往往偏离我们的计划，开放时代带来自由的选择和开放的命运，有的过了30岁还没有嫁出去，有的出嫁后还渴望更多的激情，于是，作为女性通向爱情的重要因素的容颜就无法完成自然的使命。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我看到过一些在事业上精明强干的女性却身心孤独，原因之一就在于她们那不堪入目的容颜。而事业有成的女性却会把自己的感情期待看得像他们的事业一样高。

　　青年报：“违纪金额比例只占1.23‰”小吗？

　　“只占1.23‰”，报道作者用一个“只”字旨在表明违纪金额比较小，小得只有1.23‰，小到仿佛可以忽略不计。

　　确实，1.23‰表面上看算不了什么，特别是相对于扶贫资金挪用比例要用百分比计算而言并不算高（2000年审计署公开的扶贫资金违规比例为20.43％,2004年审计署公布被挪用扶贫资金近6亿元）；但是真正要看相对数的大小，还得看绝对数的大小。

　　毫无疑问，若没有一定数量的举报信息作铺垫，记者们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的“空闲”时间，去搞又累又苦还带着点危险性的“卧底揭黑”。如今，“揭黑”报道的详尽推出，固然可以看作是记者们辛勤工作的回报，也肯定会得到市民百姓的称赞表扬。但这称赞与表扬的背后，又何尝没有显现对个别“专职人士”隐性失职的批评与不满呢？

　　是医院医疗设备不行，影响了医生的诊断？还是那名医生压根儿就不懂医学，结果把活人硬说成是死人？如果是这两者的话，显然，这样的医院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而是“冤死鬼”的墓场。应该说，目前这样的医院还是少见的。那么，活人被诊断成死人的缘由到底在哪里？笔者以为，是医生责任心的严重缺乏。

　　徐本禹被评为“2004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后，各种社会活动接踵而至，让他几乎无法承受，徐本禹不得不让孩子们在大年初六提前开学上课，把耽搁的课时补上。在此后的日子里，徐本禹不得不一次次地在来往于各个新闻媒体及其他支教的穷困山村之间，给孩子耽搁课固不待言，更重要的是，这其中的花费恐怕也不是一笔小数字，尽管这些花费并不由他本人出，但这对于深感农村教育窘况的徐本禹来说，无疑是一次次心灵上的撞击。徐本禹在给母校老师的信中曾经叙述说，自己为在武汉花费30元请同学吃饭而心疼了好长时间。相信这种无休止的社会活动徐本禹未必会欣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