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势之变

　　杨伯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这里所说的势，是态势之势、大势之势。中日关系近来的状况，本质上是两国战略攀升中利益外延而导致的自然碰撞，有现实战略和利益的冲突，也有心理因素导致的泡沫成分。从更深层看，它反映了中日综合力量对比的变化--因为同处上升阶段但也有个速度快慢的问题，折射出中日关系势的变化。

　　冷战后中日关系势变的起点是1992年，那既是中国邓小平南巡讲话、经济恢复高增长的一年，也是日本经济泡沫崩溃的起始年。从那时起，中日GDP之比，从大约l：10拉近到将近l：3。按CIA预测，中国到2017年将超越日本。对贸易立国的日本来说冲击最大的，是2004年中国外贸总量达到1．2万亿美元，超过日本(1．07万亿)，跃居世界第三，．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沙希德-布尔基对中国今后20年年均增长率做出了6％的保守估计。即使如此，中日关系日本一方的式微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一些最基本的因素造成的，比如日本的高龄少子化问题。无论是当前的统计，还是对未来的预测都显示日本人口将大幅减少，且高龄化问题突出，到2020年，六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在60岁以上。

　　从前景看，中国人口可能会相对稳定在14亿的水平。人口基数大，劳动力充沛，内需量大，同时个人负债水平低，有利于经济继续增长。更重要的，中国外债少，偿还能力强。而日本负债近7万亿美元，人口不及中国1/10。

　　从相互依存看，中日在谁更需要谁这一点上也有变化。1992年至2003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2004年滑落到欧盟和美国之后。中日贸易额增长17％，是中美增长34％的l／2。日本占中国进口市场比例由1999年的20．4％下降到2004年的16．9％(前三季)，同期占出口市场的比例，也从16．6％下跌至12．5％。日本在中国贸易对象国中的地位在下滑，重要性降低。相反，日本的繁荣日益依赖和中国的关系。2001年至2004年日本对华出口增加了70％，成为经济复苏的强劲动力。

　　从无法量化统计的某些关键领域看，中国通过富邻、睦邻、安邻政策，逐步构筑起稳定共荣的周边环境，战略辐射力增强；通过积极参与朝鲜半岛核问题等地区热点的解决，国际威信持续提高；在推动区域统合进程中，与东盟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些都与日本(特别是小泉上台以来)的亚洲外交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不对日本产生震撼，实际上中国因素构成了90年代以来影响日本战略调整的三大要素之一(其他两点是日本国内社会、政治的保守化和美国亚洲战略的调整)。仅就中国因素这一点而言，日本近年来采取的种种动作是属于反应型的。有几点基本因素，决定了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尤其敏感。一是地缘因素。日本经济国际属性极强，其海上生命线是由中国沿岸以远一线。二是优等生意识。日本是亚洲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国家，战后多年一直以亚洲代表自居。三是历史负债。担心中国秋后算账，是潜伏在一些政治家心底深处不可言传的隐忧。反华、仇华绝对不是日本社会对华认识的主流，但面对中国崛起，疑华、恐华、厌华意识上升，确实带有普遍性。这些，加上与政治保守化相结合的民族主义社会思潮以及来自美国的扶植、帮衬，特别有小泉这样一位带有总统型首相特征的领导人上台。日本对华姿态的变化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说白一些，日本输不起了。

　　日本和平宪法是战后亚洲和平主义的一面旗帜，是世界的财富。可惜的是．目前日本社会、政治中出现了不是追求上进，而是向后看、向下比的病态现象。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副会长藤冈信胜如是说：日本正在用未经证实的战时敌方宣传材料教育我们的孩子。显而易见，孩子们会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杀人魔头。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比其他国家更加恶劣。他考虑问题的角度，不是学习好的，而是强调我还不是最差的。这是日本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要解决好中日之间的问题，首先要审时度势，才好顺势而为，而不是逆时而动。接下来，日本需要把战略头绪理理清楚。战后日本外交有三根支柱：对美外交、亚洲外交、联合国外交。小泉上台四年来，亚洲外交支离破碎，联合国外交成了对美外交的附属品。小泉惟一做得出色的是日美关系。但是，从长期战略看，把宝都押在美国身上并不一定能有效保证日本的国家利益，相反势必激化日本对外战略中的两对结构性矛盾。一是亚洲外交与对关外交的矛盾，二是追求正常国家化与随关的矛盾。毕竟，在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土地上，外国大兵可以横冲直撞，这怎么说也不能算是正常的。（来源：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