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官员近日透露，中央有关部门即将大规模对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进行督查调研（6月22日《中国青年报》）。“处江湖之远”的村一级政务被纳入中央部门的督查视野，可见当前“村政”所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村官腐败已不是个别、偶发现象，而是多发性事故，这方面的案例屡见报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广州番禺区的5名村干部私自挪用4000万征地款购买债券，并收受172.5万元好处费，每人瓜分34.5万元。村官腐败所暴露出来的村一级权力运作的体制性缺陷亟待关注。
有一种习惯性看法认为，村官的管辖范围很小，公共事务简单，其权力有限，可用于寻租的资源相对贫乏，所以产生严重性腐败的空间不大。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从正式权力的安排说，村官不进入国家行政序列，只是村民为实现自治而推选出来的公共管理者，的确连九品芝麻官都算不上。然而，村官的正式权力虽小，但在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的情况下，再小的权力也能够自我膨胀、自我扩张，形成一种虽无名份却能量巨大的“隐权力”。这有点像古时的胥吏，品秩不入流，可是他们实际掌握的“隐权力”却足以将地皮搜刮三寸。
事实上，在许多村庄，尽管村官的产生方式已经从以前的委派变成了民主选举，但村务公正、财务公开等配套改革并未及时跟上，或者流于形式，村民对村官仍然缺乏有力的监督，加之“山高皇帝远”，自上而下的监督鞭长莫及，许多村官往往就是以“土皇帝”自居，呼风唤雨，说一不二，不但利用职务之便揩油水，而且肆无顾忌地越出其权限捞取好处。这是一种“隐权力”的泛滥——从名义上，他们不应该拥有这么漫无边界的权力，但实际上他们拥有了。
如果说，正规的权力可能会被用于牟取私利，那么“隐权力”简直就是村官们为自肥其私而繁衍出来的。一个有着无限“隐权力”的村官所制造的腐败“规模”，恐怕不会丝毫逊色于正规权力较他大得多的官员。特别在当前市场化与城镇化的转型进程中，农村土地的附加值大增，村官能够支配的公共资源已不是旧时胥吏可比，他们搞腐败（比如在土地征用、安置补偿、工程建设中暗箱操作）的收益动辄数十万、上百万，想必旧时胥吏也只能自叹不如。
村官腐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隐权力”泛滥的标本。如何防范村官“隐权力”泛滥，关键在于实现对正规权力的制度性制衡，因为村官的“隐权力”往往来自于其缺乏监督的正规权力的自我膨胀。(稿源：红网)(作者：吴钩)(编辑：潇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