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山西一大型民爆器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爆炸波及6所学校，80多名学生受伤住院；同日，黑龙江宁安洪灾现场救灾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洪灾死亡人数最终确定为117人，其中学生为105人。
自1996年大兴安岭火灾之后，我们的学校从未遭遇如此惨烈的灾难。虽然逝者长已矣，但生者的伤痛已足以迫使我们更深刻地思考，为什么学校总是轻易地被灾难击中。而发生在山西太原的新悲剧再次证明，尽管天灾难辞其咎，但责任并不能完全归于无常。
近年来，学校安全渐受重视。公安机关配合、设立校方问责制度、增加安全课程等等，对改善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保护学生、保护学校、保护教育的立体框架仍没有搭建起来。其原因在于，我们习惯于把教育看作行政体系的事务之一，习惯于把教育过程与教育责任等同起来看待。由此，教育的重要性常常被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替代而只成为文字上的表述；由此，本应政府与社会共同承担的教育责任交由教育部门独力担负。因此，当我们想质询为什么黑龙江和山西的受难学校离危险如此之近，当初在校园规划时是否考虑过可能的危险等问题时，却发现不知该向谁发问，事实上也没有人是真正的责任人，因为责任本身已经模糊。
追究责任的意义不比弥补制度设计缺陷的意义更重要。必须明确，学校远离危险、远离灾难是政府和社会的职责，而明确职责的最好办法是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规定：在什么样的地方不得建校；不得将学校场地出租用于可能发生危险的活动，违法后将面临怎样的处置等等。同时结合现有国情，加强行政手段监管，使学校真正成为神圣之所，而不是危险环伺之地。
只有找到更权威、更有效、更坚决的形式关心、关爱我们的学校、学生，教育在我们国家的中心地位才有可能树立，而那些逝去的或受伤的、如花而无辜的生命所遭遇的悲剧，才可能不再上演。
作者：徐立凡
（来源：华夏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