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NGO想帮中国穷人戒毒

　　“我们想帮吸毒者戒毒，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进入中国。”Christy在接受《青年参考》记者采访时说。克里斯蒂（Christy）是香港一家帮助穷困吸毒人员戒毒的非政府组织(NGO)的成员。几天前，她和另外两个同伴来到北京，想看看怎么能到内地来帮助穷困的吸毒人员戒毒。

　　据Christy介绍，一些内地专家在香港、台北和澳门举行的一些戒毒会议上表示，希望他们到内地来开展工作。所以他们作出了来内地的决定。

　　如果Christy能成功，那么她所在的组织圣史蒂芬协会将成为最早进入内地救助吸毒人员的NGO之一。目前，在我国专门救助吸毒人员的NGO组织很少，而专门帮助戒毒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几乎没有。

　　圣史蒂芬协会在香港创办30多年，以帮助绝望的贫困吸毒者戒毒而出名。“我们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更像一个家庭。”Christy说。据她介绍，每一个新加入“家庭”的毒瘾患者，都被看作是新来的孩子。在起初的10天里，他们将会受到24小时的陪护。在这期间，吃、喝都可以满足，累了还可以享受按摩，但不会得到药品。10天以后，会培养他们自己生活，包括自己清洗衣物，早起。

　　“我们发现这些毒瘾患者很怀念自己的童年，所以我们就给他们那种童年时候的家庭环境。”Christy说。同时，她表示在“家庭”里一条重要原则是不过问患者的隐私。

　　圣史蒂芬协会在香港。香港政府为该协会划出一块地方供该协会帮助穷困的毒瘾患者。而距离协会不远的酒店会为协会提供食品。“我们可以吃到五星级饭店的食物。地毯也是全世界最顶级酒店淘汰下来给我们的。”Christy说。

　　Christy对来内地帮助贫困吸毒者戒毒很有信心，她相信过去的经验可以移植到内地来。“帮穷人戒毒比帮富人戒毒要容易得多”她说。目前，她正在学习中文，以及如何跟中国的主管部门打交道，同时，通过朋友的私人关系，他们目前已经与北京的强制戒毒所取得了联系。

　　中国学者推动戒毒NGO

　　就在Christy努力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相关学者正在推动中国本土的戒毒NGO组织。“戒毒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参与，要把政府行为变成社会行为。”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侯远高教授对本报记者说。据侯高远介绍，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介入对城市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但生活在乡村的高危人群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帮助。

　　侯远高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田野调查时发现，在2001年以前，凉山州昭觉县大约有50%－60％的家庭涉毒，随后当地成立了凉山州昭觉县竹核尔古民间禁毒协会，到2004年，涉毒家庭的比例降到5％以下。

　　侯远高表示，当一个社区的群体切身感受到毒品危害的时候，他们会采取自救行为。“民间蕴藏着大量的能源。”侯说。

　　今年3月份，侯远高教授成立了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他的计划是，2005年在凉山毒品和艾滋病问题最严重的乡村社区，建立4个妇女儿童工作站，救助500个困难儿童及其家庭。

　　据云南民族大学2004年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云南省通过静脉注射毒品感染艾滋病者占总感染人数的74.6%。据侯远高教授介绍，注射不仅仅见效快，而且所需成本是烤吸毒品所需成本的1/6左右。因此，绝大多数贫困吸毒者都会选择针管注射。

　　目前在很多地区有预防治疗艾滋病领域的NGO在当地吸毒人员中发放免费注射器具。由NGO完成这项工作已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得到共识。

　　“政府发放针管意味着政府允许吸毒，这样是不合适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邓国胜说。

　　但中国目前帮助吸毒者戒毒并且回归社会的民间组织几乎还没有。目前成立的相关社区都有官方背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为北京戒毒所设立的向日葵社区和云南戴特普社区。其中后者为中美两国政府合作支持。侯远高认为，向日葵社区模式很难在西南贫困地区推广。“它的资金投入太大了”。侯远高说。

　　“政府应当购买NGO的戒毒服务”

　　北京强制戒毒所曾经接到很多电话，向他们询问如何充当志愿者帮助吸毒者戒毒，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被拒绝了。据强制戒毒所向日葵社区的警医介绍，这项工作涉及特殊人群，需要特殊的技能与经验，并非一般志愿者可以参与。

　　社区警察也表示，向日葵社区的工作恰恰是NGO应当做的事情。同时，戒毒所方面也表示，由于他们的工作隶属于公安系统，因此与国外组织接触时态度非常谨慎。

　　邓国胜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大家认为禁毒戒毒是公安部门自己的事情，因此大多数地方社会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可以有所作为。

　　邓国胜还说，政府实际上应当为NGO提供资金支持，购买NGO的服务。但是目前，在实践层面，政府和NGO之间还需要长期磨合。在现实中政府仍然不愿把钱提供给NGO。

　　“越是这样越需要NGO更加公开透明。”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