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牵出厦门劳工血泪史

　　早报记者章淑萍实习记者丰晓飞

　　1976年，美国《生活》杂志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列出美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百件事，其中之一就是华工修筑中太平洋铁路的贡献；1880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动工，修路铁路的7000多华工4年间死了600多人，加拿大首相说，没有华侨，太平洋铁路将无法完成；1845年到1852年，厦门运送古巴的哈瓦那近千名华工，参与了古巴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的独立战争，古巴的哈瓦那广场上立有华侨纪念碑，上书：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叛徒……

　　华工贸易不逊于奴隶贸易

　　———厦门出去的华工船最高死亡率85％

　　劳工在离开所谓“猪仔馆”后，被强迫拉进开往海外的船舱。

　　厦门华侨博物院华侨展馆的地上的一个表格里记录了契约华工出口途中死亡率———平均30％。人们把运载华工的船只叫做“浮动地狱”。

　　一般来说，为防止华工跳海逃生或者反抗，押华工上船时，人口贩子会把华工的手脚绑起来，禁闭在船舱里；而舱门用铁条钉了起来，只留一个比脸盆口大点的洞，以便劳工进出。船舱里脏乱差不说，夏天更是闷热难当，加上船舱窄小，华工之间只好并肩而做，抵足而卧。一些贩子为多赚钱，增加运量，便在低矮的船舱里加上夹层，隔成几层的船舱最后剩给劳工的活动空间甚至只有一尺地，苦力们只好“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

　　非但如此，华工出洋所乘船舱如同监狱，上有水手荷枪实弹巡哨，甲板上还有排炮、大炮等着“伺候”。美国驻厦门领事希亚特在给其国务卿的信中写到从厦门起航到美国的苦力情况：“同非法奴隶贸易相比，毫不逊色（指装载拥挤的程度）”。由于船上的水、食物和医疗的缺乏，不少苦力在途中生病致死，还没有死的病者，甚至会被活活抛进海里。而船行路途遥远。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博导李金明告诉记者，以当时的运力，厦门港口的船只航行到古巴要137天的时间，其他少说也得几个月。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华工在船舱里遭受着饥饿、疾病、暴力等的威胁，死亡率极高。

　　1847年到1856年，12艘从厦门开出去的船，死亡率最低是6.7％，最高的是去旧金山的船只，装410人，到岸0人（途中苦力暴动），途中死亡350人，死亡率高达85％。

　　厦门华工曾暴力夺船驶向台湾

　　———一名华工被当做海盗处死

　　出洋本是为了找到饭碗，为了生存，可死亡却在生存的希冀中紧紧相随。反抗便成为必然。

　　恩格斯他老人家曾在1857年非常感慨地指出，“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据悉，几乎每条苦力贸易船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劳工暴动。

　　最惊心动魄的暴力发生了。据《厦门海外交通》一书记载，1852年，运载410名华工的罗伯特．包恩号驶出厦门港，在海上航行的第六天，全体苦力被叫到甲板上，被水手用冷水和刷子洗身子，甚至被强迫剪掉辫子，苦力们把这种他们无法忍受的屈辱转化成了强有力的暴动。肉搏在赤身裸体的苦力和全副武装的船员中进行，几个小时后，苦力们干掉了船长和5名船员并控制了船。在茫茫大海中，他们扬起帆，向台湾方向前进。因为触礁，380名华工只得在最近的石恒岛上岸。

　　后来，被美英军舰赶来，除了逃到山中避难的及战死的，78人被押往香港，后押到广州欲当做海盗审讯。最后，其中17名华工被“认定”是海盗，被判处死。此时，在广州的漳泉会馆代表联合人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援助。最后，为平息事态，一名华工被处死。

　　契约华工不被打死就被累死

　　———华工一般活不过三五年

　　从“浮动地狱”中出来，在目的地经过依次转卖后，劳工到达了各自的工作场所。这些场所以种植园、矿场、铁路等为主，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加上包工头的折磨，华工的死亡率也高的惊人。

　　厦大南洋研究所李金明教授形象地将这种华工被煎熬的惨状表述为：“一般工作三五年后，不是被打死、就是被累死，要不然，就是不能忍受折磨、自杀死，在糖厂的就干脆跳进糖锅里死掉。”

　　其中，以秘鲁钦察群岛沙锅采掘鸟粪的苦力最为悲惨。钦察群岛一年多日都是酷热天气，几乎寸草不生，水源缺乏，华工一到，便有身高力大的黑人工头在码头上接管。工头手执长鞭，长鞭有5尺多长，顶端趋于尖细。劳工只要稍有怠慢，鞭子即便飞来，一下子就皮开肉绽。10鞭时，人便昏迷不省人事。许多华工经不起折磨宁肯选择自杀，如跳崖自尽，甚至生生把自己活埋在鸟粪里。

　　至于食物，“华工等食狗猪不屑食之物，做牛马不能做之工，处处监房，时时鞭棍，折手烂脚，皮裂血流者，无日不见；悬梁跳井，割颈吞烟膏死者，亦无几日不闻。”

　　契约总会到期，还完钱当可以脱身，但工头总有办法让劳工长期“服役”。为了留住契约华工，原华侨博物院副院长陈毅明介绍，种植园主或包工头往往引诱工人赌博、抽鸦片，让华工永远也脱不了身。

　　个别华工在南洋发了财

　　———泉州人郭报球衣锦还乡

　　当然，极少数人当契约华工出洋，不单为求生计，还多少存在着发迹的梦想。只是最后真正能发迹、能衣锦还乡的人很少。

　　记者在寻访过程中，从陈毅明老师处探得可知的第一个可谓功成名就的契约华工。他就是泉州鲤城区江南镇树兜村的“郭报球”。

　　陈毅明老师曾于上个世纪80年代带领学生在该村进行考察，当地人盛传一个名叫“郭报球”契约华工衣锦还乡的事。据当地百姓回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南安人经常饿得上顿不接下顿，情急无奈之下，便偷了村民的地瓜吃，做了贼。后来因为无脸在家乡呆下去，蒋报球就到临近的厦门流浪。在厦门时，签约去了印尼的泗水做工。

　　1878年，曾经的“贼人”蒋报球在外面发了财，背了一袋银盾回家乡。衣锦还乡的蒋报球在家乡盖了一栋很气派、回字形、有着漂亮石雕的房子。

　　当时，陈毅明老师考察期间，房子还在，只是曾经着过火，有些惨败。在衣锦还乡的郭报球影响下，10多个乡人和郭报球出洋去了。后来，树兜村成为有名的侨村。

　　鼓浪屿人拿起法律武器

　　———林金咸美国文斗救华工

　　比之林桃师及众人抗争之“勇”，鼓浪屿人林金咸在美国公堂上从英国人手里解救华工一事可算是“智”了。

　　何丙仲老师家里珍藏着一本《西海纪游草》，救助之事载在附录中的《救回被诱潮人记》。

　　文中记云，林金咸在纽约遇到一艘载有契约华工的英商船只，在探访中得知船中众人皆是“被诱”，受尽鞭笞之苦。本来契约上说是要去“爪鸦”贸易，因风向关系，船泊在纽约。

　　据介绍，英商在纽约利用华工做起了其他的买卖。美国人听说来了中国人，都想看看中国人的究竟，于是英商收取每人半枚银钱的“观赏费”，在美国展览中国人，竟可“日得银钱数千”。

　　林金咸求助于当地“第一”的律师“鲁姓”，一起去求英商放生，可惜英商正乐呵呵地赚着“观赏费”，岂肯放手，便唱起“莫须有”，以“谋乱”罪将其中7人押入牢中。

　　几日后，法庭会审，“鲁姓”作为辩方律师在庭上述其原由，驳斥英商。“只见英人战兢汗下，莫措一词。”被押7人被当庭释放，“鲁姓”与林金咸均声名远播。后又在“鲁姓”的帮助下，英商被判“拐带汉人、船无执照、而众有文凭，其伪可知。况鞭挞平民，罪不容逭，姑念众等贫无依靠，罚英人以金作赎刑，即日配船，送众归国，使游子无冻绥之悲，室家无悬望之苦。虽一切工资，亦不许白吞。”中国工人遂得以在8月26日回国。

　　林金咸曾在日光岩下刻下“鹭岛第一”四字，他的这次解救华工的行动也许真的算得上“第一”了。

　　记者手记

　　契约劳工：相当于现在的劳务输出

　　关于华工，几乎所有资料的记载都是以悲剧开头、以悲剧结尾，字里行间充斥着不是“猪仔”、“猪花”，就是“地狱”甚至“死亡”。

　　然而，对华工的确切理解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解决生计而自愿到海外谋生的，一类则是遭遇贩卖而受尽凌辱的。“契约华工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悲惨。”原厦门市华侨博物院副院长陈毅明认为，即便是包括直接用硫磺水冲洗华工，虽有侮辱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怕当时中国的瘟疫传染。契约华工毕竟“契约”加身，做工也多为抵债，“毕竟解决了中国一部分闲置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何丙仲则更加直接，他非常反对相关记载中对契约华工运用“猪仔”的称呼，“合法化的契约华工出口，其实相当于现在的劳务输出。”

　　契约华工150年前的盛行，一度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努力，而今，他们许许多多后代仍正在各自前辈工作过的地方继续生活着。可以说，为解决生计而自愿到海外谋生的契约华工既在一定程度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为了当地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基意义是积极的，而被贩卖的华工则不仅为我们记取了那一段国力衰败国人遭辱的历史，更是我们炎黄子孙告诫自己奋发图强的历史之鉴。

　　华工历史，不仅仅是一部血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