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泄漏了儿子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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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泄漏了儿子的隐私?(陶纪明)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陶纪明 2005年6月22日 9:42

　　下班回家习惯性地打开信箱，里面照例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广告、宣传，有房屋中介的租售信息、有餐馆开张的优惠信息、有ShoppingMall酬宾的打折信息……，像往常一样随意浏览，信封上多半写着“×弄×号×室先生/女士收”的字样，但其中却有一封上面赫然写着儿子的大名——这个目前只在出生证和户口本上才有意义的名字，不禁令人哑然失笑，打开一看，是××婴幼儿用品公司寄送的商品信息而已。

　　八个月大的儿子已经开始满地乱爬，甚是可爱。他还不知道，自他出生以来，爸爸妈妈已经遭受了多少与他相关的“骚扰”。出生三天，从医院回到家，电话就已经接踵而至，卖奶粉的来了，“妈妈的母乳是否够吃？奶粉选择什么牌子？”；卖红蛋的来了，“我们保证送货上门！”；卖纸尿裤的来了，“我们的纸尿裤质优价廉！”。儿子即将满月，电话又接连响起，剃头的来了，“给宝宝剃个满月头吧？”；做胎毛笔的来了，定制小手印、小脚丫的来了。儿子接近百天，影楼的也来了，“要不要给宝宝制作一套百天专辑？”……真是关心无所不在，服务无微不至。最烦的是保险公司的代理，隔三差五地打电话进来，不厌其烦地向我推荐各种宝宝的险种，当我很委婉地告诉他们这些险种并不适合我儿子时，他们便又把目标锁定在我和我爱人身上。呜呼哀哉，简直是应接不暇、苦不堪言！烦恼的同时，也不尽心生疑窦：他们怎么比我还清楚我儿子，是谁泄漏了儿子的私人信息？

　　近来，600位国内名人的私人电话号码在某论坛上刊登，此前，某著名导演的家庭住址被曝光，之后，众多女明星的出生日期也在网络上披露，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明星“付之一笑”，有明星“勃然大怒”，“谁泄漏了我的隐私？”，有明星“拍案而起”，“谁干的？找抽！”，更有甚者，“粗话、脏话”脱口而出。关于明星隐私权的讨论从此也就沸沸扬扬，不绝于耳：有同情的，“明星们实在是太累了”；有大声疾呼的，“给明星们留点自己的空间吧”；有暗自窃喜的，“咱哪天也给明星们发条短信，呵呵”；也有不屑一顾的，“你的电话号码有什么了不起，让我打我也不会打”；更有质疑的，“不会是明星们自己在炒作吧？”……

　　五花八门的评说姑且不论，这一行为是否触犯法律倒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据某法律专家的解释，从现有的法律来看，很难对这种行为的当事人追究其民事责任。本人是学经济学的，不想也不可能从法律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作深入分析，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本人却有感而发、有话想说。

　　笔者的儿子是在本市一家颇有名气的妇幼保健院出生的，是谁泄漏了他的个人信息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正如明星们没有同泄漏隐私者对簿公堂一样，笔者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向这家医院讨个说法，更重要的是，怎样来讨说法，能讨来什么说法实在是我辈芸芸众生所难以知晓且望而生畏的事。我想，收益颇丰而成本甚微大抵是这些单位或个人毫无顾忌地肆意泄漏他人隐私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吧。如果这些有很高知名度的国有单位都不能做到诚信经营、尊重消费者的起码权利，那上海整体的诚信环境实在是令人堪忧。

　　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法制经济，更重要的还是一种诚信经济。法制固然重要，但法律的效力不可能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法制建设同样需要诚信作为其坚实的支撑。如果诚信缺失，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便是市场本身。当我们对一些市场机构失去信任时（比如它可能会泄漏我的隐私，可能会恶意欺骗等等），我们便会尽可能地减少或降低我们对某些产品的消费，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需求减少，经济总量下降，其间接后果是会进一步刺激和引发生产者的不诚信行为，由此形成恶性循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服务业的特殊性质，这一问题在服务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你想买一台电视，你可以在事前进行挑选鉴别，购买后即使出现问题，也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检验——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你使用不当。而服务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事前你不可能知道服务的质量如何，事后你也很难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诉，因为这个过程已经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对某些服务纵有一万个不满意却又有苦难言的原因之所在。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服务业的蓬勃生长更要求一个注重诚信的环境，一个参与主体均有着较高素质的环境。

　　上海正处于建设世界城市的漫漫征程中，服务业理所当然是其中的重点发展领域。但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上海的服务业同发达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相比有较大程度的差距，据笔者的研究，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大约有近10个百分点的差距。笔者以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上海的服务环境差强人意，诚信体系尚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当消费者对服务过程和服务质量产生不信任感时，消费者的最佳反应便是“用脚投票”，拒绝消费，其后果便是上海服务业处于一个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中而难以形成突破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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