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听证会"为谁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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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听证会为谁听证(朱海龙)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朱海龙 2005年6月23日 9:46

　　上海轨道交通调价的话题成了百姓谈论的热点话题，沪上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了有关轨道交通调价的消息。对于所谓的地铁调价的两种方案——分时和分段方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实票价最终还是要涨的。联想到前面一段时期全国的著名大景区调价和2002年春运涨价召开的听证会最后都不约而同的趋向同一个结果：涨价。人们不禁纳闷价格“听证”究竟为了谁？

　　目标的偏离

　　我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听证制度正是为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1990年，领风气之先的深圳市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价格咨询委员会”，这是我国听证制度的雏形。1998年，《价格法》正式将听证制度引入了价格决策领域，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可见价格“听证会”的初衷是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升斗小米的老百姓的生活不被政府公权力所任意侵害，也为了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与正确。由于价格问题涉及到广大普通老百姓的油盐材米，日常生计，自然受到人们的关格外关注。2002年12月，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发布《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按照《听证办法》的规定，消费者或者社会团体可以委托消费者组织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听证申请。但经过多次的实践后，回头再看，人们却发现“逢听必涨”已成规律，民意根本无法左右物价决策。这几年在全国各地举行过的数千次的各类价格听证会，但全是要求涨价的部门作为申请人，而从没有要求降价或对价格质疑的消费者或消费者团体作为申请人。所以，“听证制度”在目标上就违背了“主权在民”的本意，原来的制度民主变成了一种形式民主：在百姓需要质疑价格的时候，听证会开不了，相反，有关部门拟订好涨价方案后，听证会倒成了一个民主的花瓶。有人因此指出民主决策上的“制度作伪”，比单纯的专断决策更危险，因为作伪后的“民主决策”，给专断决策穿上了漂亮外衣，使百姓民主权利的实现更加难。

　　“听证会”谁听证

　　人们不禁会问价格“听证会”怎么哪？“听证会”制度设置的本身没有错，关键是它的程序，听证会这一“公正的程序”，只有尽快规范操作，真正实现“程序的公正”，进而使“实质公正”得以实现，确保参加听证会的群众能够真正的反映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声音，尤其是人数众多的社会中下阶层的声音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才能真正实现听证会制度创设的初衷。但无论是《价格法》还是《听证办法》没能为之指出具体办法。在部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利益集团便逆顾民意，设法钻制度的空挡，自己遴选听证代表，或即使自己无法选择，就委托别人打通关系，甚至收买听证代表。2002年1月12日在北京举行首次铁路春运票价听证会，春运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农民工却没有一个代表参加听证，有人因此认为让不坐火车的人来听证火车车票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这样的结果不言而喻，反正不代表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普通老百姓，而且一旦确定就是三年，之目前铁道部再也没有举行过了。有关北京6个世遗景点门票价格调高的新闻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专门为此举办的调价听证会也颇遭人诟病，因为参加听证会的全部21名代表，在调价问题这个大方向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然而这样的听证会意见却与公众的观点大不相同。我们再来看看最近上海举行的关于所谓的地铁调价听证会，其成员如下：市人大代表2位，市政协2位，市建委、市财政局、民政局、市公安局各1位，市价格学会推荐经济、技术、法律专家各1位，轨道交通车站、地铁运营公司、现代轨道交通公司各1位，消费者代表6位（注：市消保委1位，市总工会1位，1人位退休工人，3人为企业或政府机关在职人员，2人为后备代表）。这样的听证代表组合我们可以想象还有谁会为那些“市井小民”鼓与呼。

　　“听证会” 外的社会群体

　　按照“冲突论”理论的观点，每一项制度的设置都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而“听证会”的设置为他们准备了最为充分的博弈平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状是“金字塔”形的，还远非西方发达社会的“橄榄”形。虽然经济处于高速的起飞期，但促进经济改革的三大板块：国企，外资，民资似乎处于“剪不清，理还乱”的境地：国企的改革，把大量原来处于社会中层的工人抛入社会的底层；外资的高利率使得中国的农民工很少有希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处境；而民资似乎一直处于低迷，未能承担改变社会结构的重任。而著名的中国“三农问题”使得农民牢牢占据了“金字塔”底层的大部分。据有关专家的推测，中国居民收入的“吉尼”系数还在呈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社会的“二元”断裂使得更多的人长期保持在社会的“中下阶层”群体。“听证会”听证对象的性质决定了它与这部分群众的密切相关性：因为无论是《价格法》还是《听证办法》都强调了政府制定或调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时，应该举行价格听证会。而据我们的观察这部分人在大多数价格“听证会”上是缺席了，即使偶尔他们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最终也改变不了早已决定了的结果。而对于决定这些结果的部门利益代表或者社会上层富裕阶层来说，他们是感觉不到这样价格的上涨对自己生活的影响，谁也不会想象一般情况下一个身价千万的富翁会去坐地铁火车等，甚或为了地铁。火车票等价格的上涨而一筹莫展。而对于关广大的“中下阶层”来说，它们的社会意义就不一样了，可是他们的意见往往是非常难以到达决策层那里，于是才出现了“逢听必涨”的非正常现象。最近的上海地铁涨价并不是因为亏损，而是依据2004年《上海轨道交通乘客构成与运营质量调查报告》。据该调查报告显示，轨道交通乘客的职业构成，以普通职员、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居多，其中高峰时段出行人群的收入水平整体较高，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强。言下之意，这部分人群对调价不大会有强烈的反应。2004年上海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16683元，而以上班坐一次地铁、换一次公交车总计5元为例，一天来回就达10元，每月达220余元，以夫妻两人计，月支出达450元左右，一年下来就达到5400元，占到总收入的32%，即使对于那些要还住房贷款的普通职员、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更何况绝大多数的学生、动迁居民和民工除了公交，他们不得不已要坐地铁，因为他们都没有自己的车来远距离上班。东方网，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