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间三大事_新闻中心

四十年间三大事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3日12:40 人民网

四十不惑，《人民日报》正当不惑之年。1948年～1988年，历经新中国诞生，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起步，十年内乱大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十三大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重大事件，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党中央领导下，四十年来（其中约十四个月是在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下），《人民日报》作为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曾经正确地宣传党和人民的伟大成就，歌颂万千群众的英雄业绩；1957年以后的近二十年间，也错误地登载过“伟大的空话”，甚至骗人的胡说，后者令人羞于再睹。不惑，意味着清醒和成熟。在全国新闻改革声中，报社迎来发扬成绩，总结经验，大步前进的好时期。　　四十年事情很多，我仅想说说我个人认为是《人民日报》几个关键时期的情况和个人的看法，请批评指正。　　会师　　1949年3月，《人民日报》由平山迁到北平，《人民日报》北平版随即终刊。当时《人民日报》还是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同年8月1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归属变了，但未在报上作何声明，期号也未重新编排。现在看，似乎有些不够周到。　　《人民日报》原是一张地方报，长期在华北农村根据地出版。从农村到首都，从战争到和平，从地方报到党中央机关报，是极大的转变。社长张磐石和稍后几个月到报社的总编辑邓拓都是老革命，长期在农村根据地领导和主持新闻工作，但未在城市办过党报。随报社进城的多数三十岁上下的业务骨干——组长、副组长当时的组即以后的部）以上负责人袁勃、安岗、王友唐、郭渭、萧风、江横董谦），贺笠、李庄、田流、金沙、萧航、林韦、李亚群、华君武、杜波等人，更无在城市办党报的经验，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世面。袁勃不久调出《人民日报》，主持《北平解放报》。李亚群是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员，当时已五十多岁，不久调到四川工作。　　进北平以前，党给予我们相当充分的思想武装。时事政策教育，城市政策、纪律教育，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刘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大家学习、讨论十分认真。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们学习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警惕进大城市后的昏昏然，纷纷然。现在即将取得全国政权，搞社会主义，要十分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大家列举进城后可能犯的各种错误，认为必须严防贪污、腐化两大恶行。“这两颗‘糖弹’绝不能沾。别的错误还能在人前检讨，这两个错误说不出口呀！”这种理解失之狭窄，但有好处，从此后的事实看，犯这类错误的人确实不多。少奇同志的谈话，不少人是直接听了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性立场，独立进行相当艰苦的工作，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密切联系广大群众……他在谈话中强调的这些精神，人们记得相当牢，支配着以后几十年的行动。　　我们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在城市办报的经验。对此，进城前没有认真讨论，实际上也无从讨论。不熟悉工人、市民、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直至街道胡同、门牌号数。长期“只此一家”惯了，从无多家报纸竞争的习惯和观念。党中央和北平市委考虑到报社的实际状况，陆续为报社输送原在平津等城市工作、学习的新闻工作者和青年学生都是共产党员或同党有联系的先进分子），记得有谭文瑞、陆超祺、袁先禄、方成，高集、陈维仁、艾铁民、郭龙春、王英秀、黄岳军、石新华、曹孔瑞，钟立群，徐长荣、孙乃、赵近宇、冯仲、寿孝鹤、侯健儒等同志。从城市到解放区不久就又进城的王若水，王青、林洪、林晰、陈柏生、王金凤、陈迹、程光锐、黄植、江夏等同志也包括在内。这是人民日报进城后的第一次会师，即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同城市的新闻工作者包括在大学读书的学生）的会师。不少同志身着长袍到报社，很快换上粗布军装，再看不出他们是“城里人”了。　　这次会师是成功的。社长兼总编辑张磐石代表编委会热烈欢迎新到的同志，对两部分人员一视同仁，政治上严格要求，工作上大胆放手。两部分同志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当时报社各级领导多为进城干部，“官架子”不大，能够商量办事，对新到的同志热诚相待，很快缩短以至消灭了两者的距离。“城市干部”学习进城干部的党建知识、政策观念和作风、气度——质朴、谨严，有时也失之拘谨；进城干部学习城市干部在竞争环境中办报的经验，敏锐、快捷的采写作风。当时正是新中国建国前后，大事很多，各报竞争相当激烈。这批城市干部多数在记者部工作，他们积极主动，敢争敢抢，有时一人一天写两三篇稿，起了重要作用（“进城干部”和“城市干部”是我杜撰的名词，不一定准确）。　　从新中国建立到1951年，报社的工作比较困难。人手不足，虽有第一次成功的会师，编辑部仍不足百人，且多数人对城市新闻工作还不熟悉；通联工作没有开展，对全国情况了解很少；评论力量薄弱，难以对全国各项工作发言。当时也有极为有利的条件：1949年8月1日转为中央党报，各部门宣传政策，推行政令，传播经验……积极运用党报，这是其他报纸少有的。为扬长避短，范长江、邓拓同志作了大量工作。张磐石同志1949年底调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范长江同志接任人民日报社长。范城市新闻工作经验丰富，魄力大，“甩得开”，强调新闻工作者应该成为社会活动家，自己率先作出样子。邓拓同志1949年8月从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任内来报社任副社长兼总编辑。邓学识广博，大笔如椽，综揽编辑工作。范、邓内外分工，各有侧重，同副总编辑安岗一起，着重抓了几件事：　　联系实际——这是党报多年来优良传统之一。针对当时报社对实际情况首先是宏观情况了解甚少的缺点，经中央批准，分派各个编委、组长联系中央各部，直至列席党组会议，熟悉领导意图，及时组织报道。长江本人联系中央财经委员会，在中财委设一办公室，同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等同志随时接触。当时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中财委新闻最多，长江自采自写新闻、评论，出手迅捷。　　加强评沦——进城初期，报纸评论很少，大部出自范、邓之手。为改变这种窘状，提倡结合实际，大家动手，首先是编委、组长和记者。后者比较了解宏观情况和领导意图，自写新闻配以评论，过这一关并不太难。多数同志奋斗一两年，就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同时积极约请党政军各部门负责同志和研究人员为报社写评论。这样内外结合，使“言论饥荒”大为缓解。　　“大转变”——苏联卫国战争中著名影片《大转变》，主题是转守为攻，“打出去”。建国初期，报社在全国范围的通讯网尚未建立，通讯工具又很落后，新解放城乡的干部、群众还不习惯运用报纸推进工作，报社一度苦于稿件缺乏，反映各大区、大城市宏观情况的稿件更少。范、邓发起“大转变”，留最少数同志坚持编辑工作，抽调三十多名业务骨干，包括部分编委，分赴全国各地采访。不少同志曾经担心外出人员过多会影响社内编辑工作，主张少派些人出去。范、邓决心始终不变。事实证明，这种决心和措施是很对的。如果没有第一次会师，这几件事或者办不成，或者勉强办了，效果也不会这么好。　　报社第二次会师，进一步奠定以后三十多年人事、组织基础。1952年至1953年，全国撤销大行政区。各大区党报有的停刊，有的转为省报。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为《人民日报》充实干部。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形象地说：要“下狠手”，“拔尖子”，把能调的干部都调来。从北往南数，东北区调来王揖、陈浚、沙英、聂眉初、林聿时、常工、王惠平、汪溪等十一人，张沛、潘非、顾雷等人稍晚一些也调来了；西北区调来胡绩伟、张潮、马沛文、裴达、袁良等九人；中南区调来林钢、萧彦、崔奇、冯之丹、曹葆铭、吕建中、孙祖年、戴枫等三十一人；华东区调来田钟洛、廖胡今、季音、钦本立、刘时平、凌建华、钱湜辛、沈同衡等三十三人；西南区调来钟林、傅真、纪希晨、范荣康、崔筱桐等九人。加上已在报社工作的“进城干部”（基本是华北区干部），以及从其他单位个别调来的林淡秋、吴文焘、杨刚等同志，真是五湖四海，遍及全国六大区。当时兄弟报纸有的同志说：“《人民日报》集中了全国新闻界的精华。”这是过誉。我个人看法，就整体而论，在两次会师以后，按照中央机关报的要求，这个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能算高，知识积累也不够丰富，即使撇开50年代后期几年“左”的影响，我们在新闻工作中也很少可能有大的突破。但就我国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看，这个班子还比较整齐。会师的各大区同志有在南北各解放区长期办报的经验，有在大区首府几年办报的经验，有些同志又有在国民党统治城市办报的经验。这些有利条件，国内其他报纸是少有的。　　各路同志会师后，立即各就各位，团结工作，体现了革命老区的好传统。大家在工作中有经验交流，但是不够自觉、不够系统。现在看，当时如果有计划地组织大家“务务虚”，把新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理一理，把各地新闻工作的经验教训议一议，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会对以后的工作大有帮助。可惜当时大家都忙，见不及此，这一点没有顾上，是一大损失。　　改　　革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发表社论《致读者》，提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将着重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等三个方面，改进报纸的工作。”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改革，它的思路、作法，对当前蓬勃兴起的新闻改革，仍有参考价值。可惜起步不久就中断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它不可能不中断。　　所以必须改革，是因为上上下下、四面八方，包括报社工作人员，对当时的报纸都不满意。本来两次会师以后，报社人手充实，经验汇集，报纸相当有生气：言论增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相当活跃，也能提出一些切中时弊的问题。但是好景不长，那种程度不高且不巩固的生动活泼，逐渐被沉闷、死板所代替。原因很多，据我看，主要有这样几个：（1）许多同志长期在农村根据地办报，惯于直接代党政机关发言，进行自上而下的指导。那时群众对敌进行生死斗争，能够理解以至要求领导机关进行集中的指导，我们也习惯了某种直接灌输的作法。50年代中期，形势、任务和读者要求都有很大变化，但报社没有及时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对新情况提出的新要求，显得办法不多。（2）在报纸上进行批评，例如对某些省市党代会不民主，对一些干部搞特权，对有些省市搞浮夸的批评，曾经很有锋芒。这些批评多数准确，有的失当，几乎无例外地遭到责难和非议。报社没有，也难坚持奋斗，逐渐偃旗息鼓，落到生活之后。（3）学《真理报》的负效果。谈办报思想，如别人自诩它是“没有错误的报纸”，我们就学“不犯一点错误”，“一字一句都代表中央”，束缚了自家的手脚；谈编辑业务，如别人的标题崇尚简单，不讲文采，多少篇文章可用一个标题如《在列宁旗帜下》），我们也抛弃讲究立意遣词的好传统，把标题搞得干巴巴，如此等等。当然，对此不能责人，只能自责——我们学的不是地方。（4）报纸不能令人满意，跟不上领导的要求某些要求事后看来也并不那么恰当），经常受批评，包括“书生办报”和以后的“死人办报”那样严厉但不见得完全公允的批评。报社很多同志有一种动辄得咎之感，越受批评越拘谨，越拘谨越无所作为，不少干部的锐气是大大消减了。也许由于物极必反，1956年出现了转机。党中央要求《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央机关报，人民群众希望《人民日报》办成代表党、代表人民说话的报纸。报社干部也憋着一股劲，要争一口气。除了领导和群众的要求、督促这些重要条件之外，还有一些条件也起了作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良好，经济发展，政局稳定，各项工作欣欣向荣；“双百”方针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各方面人士表示热烈拥护，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于5月下旬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中央郑重地系统地阐述“双百”方针；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某些重大事件的影响，群众思想十分活跃。正是新闻改革的黄金时期。新中国建立以来，有个规律性现象：哪个时期路线正，形势好，那个时期新闻工作就活跃、有生气，思想上清规戒律就少，反之就平淡刻板、死气沉沉。　　1956年改版，是胡乔木同志代表中央指导进行的。邓拓、胡绩伟等同志领导全社同志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发动全体职工检查报社各项工作，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研究参考中外有影响的报纸，拟定报纸改革的思路和措施，在此基础上作了《〈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检查了报纸的严重缺点，提出了改进措施。报纸的缺点主要有：对党的政策宣传不及时、不系统、缺少力量；新闻少，并有很大片面性；通讯内容贫乏，不能反映国内国际生活的现实；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作风严重；缺少不同意见的讨论；技术性错误太多。针对上述缺点，拟采取以下改革办法：（1）坚决克服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习气，努力改进评论工作，提高评论质量，增加各种体裁的文章，努力改进文风；（2）增加工作问题和思想学术问题的讨论，使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3）增加新闻和通讯，改进版面安排，满足各方面的需要；（4）加强编辑部工作，包括加强调查研究，扩大同群众的联系，扩大作者队伍，同新华社密切合作，尽力消灭错误。中共中央同意报社这个报告，报社即于7月1日发表社论《致读者》，扼要宣布“报告”的精神和措施，即日改革和充实内容，增加篇幅对开八版）。报纸改版一个月后，8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转发这个报告。指出：“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凋它是中央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忝为报社改版，“七人小组”成员，我一直参与这些工作，完全赞成报社给中央的报告。我不了解中央批转报社这个“报告”的考虑，对它能够被肯定、被批转，很有些意料之外的高兴，对它能否贯彻又有些担心。因为在某些方面，报告和批示的步子跨得相当大，而在不平坦的道路上，步子大了容易跌跤。　　改版内容相当丰富，归纳起来，两大部分：一是办报路数，一是新闻业务，变化都相当显著。报社各部门职工情绪高涨，广大读者耳目一新。报上新闻增多，报道面较前广阔；评论增多，同群众、同实际联系较前密切，针对性加强；批评各种坏人坏事，态度鲜明，笔锋尖锐；着力鼓吹“双百”方针，有新闻，有本报评论，有众多名人不仅表态拥护并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7月份登载有关“双百”方针的文章，新闻二十三篇，批评坏人坏事的稿件一百五十篇，表达读者意见的来信二百九十二篇，初步显示新闻改革起步不错。　　可惜好景不长，翌年六月，反右派斗争开始，新闻改革自然中断了。我当时曾发奇想，“双百”方针的积极宣传和逐步实践，对反右斗争可能起了某种催生的作用，得失之间，实难预测。或者由于心中余悸未消，或者由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作祟，或者被这次反复弄糊涂了。此后二十多年，新闻改革再也无人提起，许多人甚至没有再想过，实在是新闻界难以补救的损失。现在看“报告”中的一些意见，中央批示中的一些要求，在“左”的路线时，当然绝难考虑。属于新闻业务方面的某些改革，在一定范围内，应该说是有可能继续下去的。我们对此也未敢未能坚持，不能不说是—个退步。　　考　　验　　对于十年动乱，人们记忆犹新。《人民日报》是“重灾区”，过这一关不容易。我的看法，绝大多数人过得不错，收获丰硕。甚至可以说，没有那十年的考验和磨难，很难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自觉和勇敢。　　在北京的中央机关，《人民日报》相当“幸运”。陈伯达率工作组进社夺权最早（1966年5月31日），“四人帮”统治时期很长，但是摆开阵势打人次数不多，私设公堂伤人致死的惨剧不曾有过。初期是想“一锅端”的，造反派头头已到山西雁北金沙滩等少毛之地选觅“老家伙”的安置场。这时毛泽东同志说话了：“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确实“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这个集体算是得救了。还有一个原因，《人民日报》不能停摆，它中断了，对坏人对好人都不利。编报需要人，造反派不得不让一些业务骨干“监督劳动”。这些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运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有的终于被打成“一股力量、一股邪气”。有这样一支坚持共产党人正气的力量，是《人民日报》的光荣。　　十年内乱中，吃苦最多的自然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干部。从某种意义来说，受益最大的也是老干部。这里不包括直到现在还不理解的那些人，不理解他们直到十年内乱后期，是真正赞成“四人帮”那一套呢（如说《人民日报》存在着“一股力量、一股邪气”），还是心里并不赞成，只为谋求私利而不得不出卖灵魂。绝大多数老干部住“牛棚”、挨批斗，劳动改造，长期靠边……所有这些折磨，应该说是暂时的，受益却是长远的——敢于坚持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敢于从毛泽东某些错误观点束缚下求得解放。这个变化的意义，我觉得仅次于几十年前的背叛旧社会，投奔共产党。　　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一再说，“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对这个极为重要的教导，我自己，以及不少同我年龄、经历差不多的同志，长期未能奉行。参加革命之初，对毛主席是高度信仰的，真是儿时“没有不对的父母”，弱冠之年“没有不对的毛主席”。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每当人们心有疑难，有话想讲时，党中央、毛主席必来说话，直透胸臆，疑难顿消，真是心心相印。当时，根本想不到要问“为什么”，好好照着毛主席的教导奋斗就是了，以后长了点见识，懂得遇事不能盲目。即使主席的教导完全正确，也要经过自己咀嚼、消化，理解才能深切，“为什么”还是应该问的。但是由于理论水平低，实践经验少，对宏观形势了解更少，没有能力和水平问清楚“为什么”。随着年龄渐大，经验积累，慢慢有了问问“为什么”的可能；随着“左”的路线日渐明显，理论与实践日渐脱节，又有了问问“为什么”的迫切需要，可是不敢问问“为什么”了。记得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讲话，开宗明义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初时怀疑是耳朵出了毛病，很快自我告诫千万不要再想。这是长期的习惯；自己的想法同毛主席说的不一样，必是自己不对，赶快“看齐”，并检查自己为什么“跟不上”。如果思想上发生怀疑，必须立即停止。否则过组织生活时，不说明则是不忠，说明了则可能遭难，当以停止怀疑为好。所有这些，都是自觉为之，所以特别顽固，特别难以改变。如果个别或少数党员如此愚昧，关系可能不大，一旦人数众多，影响就太大了。　　十年内乱初期，我个人，以及住“牛棚”、进“学习班”的不少同志，都真心实意相信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说，按照正常的党内生活规矩，检查思想、工作中的错误。绝大多数同志能够实事求是（也有稍嫌过头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把自己涂抹得一无是处，但给相处多年的老战友无限上纲、添枝加叶的不多。吴冷西同志在几次批斗会上，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坚持原则，从容应对，起了为其他被批斗干部示范、镇定的巨大作用。到了70年代前期，这场“大革命”越来越不像话，人们逐渐解放思想，擦亮眼睛，看清毛泽东发起”文革”的错误，痛恨“四人帮”祸国乱民的罪行，在泰山压顶的艰苦条件下，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多种形式的反抗。暂时被结合到“核心组”的一些同志，在“核心组”里边斗争。“核心组”外边的大多数，例如理论部的同志，利用手中掌握的版面，推出整版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王若水同志直接给毛泽东同志写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情况组的同志利用《情况汇编》，《人民日报》新闻研究所的同志利用《报纸动态》，直接地或者曲折地锤击“四人帮”，打得他们大骂“反革命”，追查是“谁叫干的”。凡此种种，说明《人民日报》是个好队伍，它的主体经受了十年内乱的严重考验，正常工作损失极重，思想风格受益极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在《人民日报》影响深远。如果没有十年内乱，我看这个讨论不大可能提出来，结果更不会这样丰硕。十年内乱之前，报社不少人思想被禁锢（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禁锢），工作很拘谨，难有大的作为。经过十年烧炼焙炙，许多人像换了一副脑筋，在这次大讨论中，清醒勇敢，旗帜鲜明，义无反顾。胡绩伟同志对此精心组织，正确指挥，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拨乱反正的斗争中，《人民日报》继续保持勇敢奋进的步伐。事情很多。例如，1978年上半年，北京的“揭批查”，斗争进展迟缓。明眼人都知道症结何在。7月30日，《人民月报》登了一篇读者来信《捂盖子的是谁？》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我们一方面坚信这件事正确、该做，一方面料到会有风险，事先准备了做检查的腹案。果然，上面批评，我们检讨，群众说好，北京的“揭批查”加快。按照读者的过誉，我们是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错误”。1980年1月18日，我们报纸一版“今日谈”栏登了一篇短文《思路更广些更活些》，宣扬包产到户。此事当时还未松口，仍为禁区。但是，80年代不是60年代，所以仅仅遭到预料中的极少数人昙花一现的反驳（当然不是普通人的反驳），并未受命检讨。它的积极作用，很快被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所证明。　　举这些事例，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是想说报社工作人员有多么高明、多么勇敢。我只是说，经过十年内乱刻骨铭心的教育，报社干部学习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安定团结，发展生产的路线，学习通观全局，权衡利弊，掌握时机的宣传艺术，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战斗精神，自觉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有时即使要冒一点所谓风险，在一心为党、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也会勇敢以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三大开过不久，《人民日报》进入四十不惑的壮年。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大有作为的时期。我们应该相约：在党的正确路线下勇敢前进，决不辜负这个大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