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难忘的集体

　　创业艰难，古今如此。但据我的经验，在我们的事业中，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创业可以不像人们常说的那么艰难。

　　《人民日报》创办之初，编辑、后勤、印刷三个部门，合计不过一百几十人。筹办时间很短，采编稿件，装备电台，组建印刷厂……大家席不暇暖，但是忙而不乱。

　　1946年5月14日，像打仗一样，冲锋开始了。清晨，排字房同志们全体提前上班。采编人员有的写稿编稿，有的到工厂帮助校对。伙食班做了最好的饭食：面片加肉丝。总编辑张磐石改评论，看大样，指挥整个机器紧张运转。报纸篇幅不多，只有对开四版，工作量却不小。报头、领导人题词、毛泽东同志像、大字标题，都要一刀一刀木刻。现在办报，改动一个大标题，换几个铅字就行了，那时却要把整个标题重新刻过，复杂些的得一两个小时。通讯员稿件一律改写，抄清后再发排，为的是节省排字工人的时间。经过这样加工，原稿上某些生动活泼的东西可能被我们“洗刷”掉了，但每版只有两个编辑，用心很苦，工作量是很大的。电务、发行等部门的同志都是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事。大家为了一个目标：保证明天早晨按时出报。

　　平心而论，这个集体的理论、业务水平不能说高，政治素质、精神状态应该说好。感谢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没有那种生死、饥饿的磨练，难以出现这样坚强团结的集体。

　　卢沟桥一声炮响，万千有志之士，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根据地来。以我工作过的《人民日报》及其以前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及其后的太行版）、《晋冀豫日报》等单位来说，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几乎包括中国各阶级、阶层的人员，有学生、职员、工人、城市贫民、贫苦农民、资本家的少爷、地主的子弟……《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辑何云，早年参加革命，未死于国民党监狱中（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抗战爆发后由党组织营救出狱），1942年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殉国的黄君珏（女）出身于官僚家庭，她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被俘牺牲的黄中坚是南洋华侨，舍弃优裕的生活，到太行山上打游击。斗争是残酷的，前边的倒下去，后边的跟上来。革命的熔炉，把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锻炼成共产主义者，黄、黄只是众多优秀共产党员中的两位。

　　《人民日报》创刊时，报社人员过三十岁的只有张磐石、袁勃、王友唐等少数几位。多数同志抗战开始时都在二十岁以下。这群无忧无虑的青年，同睡农民一条炕，共吃报社一锅饭，战争环境虽然紧张，大家心里却很纯净，纯净到不过问级别，不考虑待遇；人民内部矛盾极少，人际关系非常单纯。在敌人包围的山沟中，没有电影可看，没有马路可逛，没有商品可买，没有余钱可花，绝大多数人都未结婚，没有家室子女之劳，除了七八小时睡眠时间，就是工作、学习，学习、工作，很少想到其他，所以进步很快。不少人原来只读到中学，甚至小学，参加革命后，经过党的教育和工作实践，后来成为各种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工作并不逊色。现在看来，当时采写、编辑的一些新闻、通讯、文章，有不少相当粗糙，但是中心突出，指导性强，简练，明快，在当时条件下起过很大的作用。我们在如豆的油灯下“啃”《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手抄本，从磨损不堪的《子夜》、《复活》（一位同志从城市里带来的）中琢磨表现方法。我们学习的重点是政策和语文，没有条件（包括书籍、时间）博采多方面的知识。所幸当时报纸篇幅小，读者生活节奏紧张，无暇涉猎广博的知识，要求于报纸者，主要是传播信息，指导工作：打仗，生产，减租减息，等等。这些历史的局限，客观上帮助我们藏拙，减轻我们的弱点对当时新闻工作的消极影响。

　　根据地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是清苦的，但是有保障。吹号开饭，每日两干一稀（只有1942、1943年两年严重灾荒，难以保障吃饱）；秋末发棉衣，暮春发单衣；被子是甲申由型的（不知是谁喜作剧，起了这个好名字。因被子短小，盖住身子上部，必然露出下部，是为甲；盖住中间，露出上下部，是为申；盖住下部，露出上部，是为由），但冬季可睡火炕；行军“不必操心”，有人指挥；编辑部的同志要写字、编稿，常常分配给豁亮一些的房子。衣食住行不操心，名誉地位不干扰。住在根据地的腹心区，除了一年一度或一年两度的反“扫荡”外，工作、生活都有安全感，利于放手工作，安心学习。说这些话，当然不是主张在进行“四化”建设的今天恢复某种形式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而是回顾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历史条件。我对那种生活是终生怀念的。

　　摘自《李庄文集－回忆录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