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纸上署名检讨

　　《人民日报》从邯郸移到武安不久，1946年七八月间，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开始了。农民群众兴高采烈，说这是“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五四指示”，号召实现“耕者有其田”。晋冀鲁豫区经过周密的讨论和部署，所属四个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的土地改革在七八月间相继展开。

　　在抗日战争时期，太行老区的封建势力已大为削弱。极少数附敌的大地主——汉奸，财产被没收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包括累进农业税法，使得一部分大、中地主卖出很大一部分土地。1942年到1943年彻底实行减租减息，从土地占有状况来说，中、小土地主普遍下降了。因此，贯彻“五四指示”老区主要是复查，新解放区才是运动的重点。武安很大部分是新解放区，包括报社驻地一带。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看看武安的土地改革，真正体会到那是千真万确的威武场面。农民组织起来了，说理，斗争，算账。地主威风扫地，农民扬眉吐气。但当时还是削弱封建经济，不是消灭封建经济，尽管算账也把不少地主算垮了，但因政策是彻底减息而非土地改革，斗争一般比较温和，很少有人动武。这次不同，“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报纸宣传鼓气再鼓气，提醒干部放手再放手。又要实现耕者有其田，又给地主留同样一份土地，又只消灭富农的封建剥削部分，更不能损害中农的利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群众未曾发动起来，常常“不及”；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往往“过头”，特别是在运动初期。从武安的情况看，我认为要说有过一些难免的偏向，主要是后者。报纸大张旗鼓地分析、批判怕“变天”的思想，大力鼓吹彻底消灭封建阶级，完整地宣传土地改革政策，都是很得力的，这是主要的方面；同时也传播了一些错误的经验，如“追根子”，“挖浮财”等等，助长了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左”的情绪。

　　在宣传土地改革的高潮中，我们还犯了一个错误，在报上署名检讨，检讨又过了头，引为终生教训。8月2日，《人民日报》登了翟士贤献田的新闻。翟是共产党员，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八路军太岳纵队宣传科长，后在北方大学当教员。翟家为武安伯延镇三大地主之一。他献出田地二百多亩、房屋二百多间、价值几百万元的衣物用具（当时订阅《人民日报》，每份每月九十元）。中共武安县委号召干部学习他献田的行动。太行区党委在报上表扬翟士贤，并写信给武安县委，“将这一模范行动在党员干部中进行普遍讨论……号召向翟士贤同志学习。”此后，行署专员代其家庭献田，开明士绅献田，部队干部献田，学校教员献田，连续报道，相当突出。

　　10月4日，《人民日报》登了一封读者来信，略谓：“报上登的翟士贤献田消息，完全不符真相。”翟家在伯延镇是一霸，翟士贤看到家庭被斗，曾经出面抗拒，县委曾组织全县干部对他进行斗争。翟见事不妙，改变态度，“挑了三十亩好地后，才把其余交给群众。”

　　抗战期间，不少知识分子干部出身于地主家庭，其中多数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锻炼，在工作中表现是好的。家在敌占区的无法联系，不必说了；家在根据地的，如果真正同家庭划清界线，动员家人献出超过平均数的田产，既减少土地改革的一些阻力，本人也放下“包袱”，当时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肯定，现在也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好。当然，这只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种辅助方式，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群众斗争。

　　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犯了错误：第一，对这么大的政策问题，没有请示中央局，看了新华社华中分社发了献田新闻，就匆忙找个“典型”，在本区抢先报道。中央局多次批评我们“抢先”，我们也曾多次检讨。但真正认识清楚，是在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中碰了更多的钉子以后。新闻报道要求快捷，但是不能抢先。看来两者有矛盾，实际是统一的。不少新闻工作者有两个弱点，一是理论水平低，二是缺乏全局观念，因而对某些新事物、新问题难以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一件大事当前，如果不请示，不商量，自己又不进行前后左右的深思熟虑，就匆匆忙忙抢先报道，很难保证不发生错误。新闻贵乎迅速，但要建筑在真实、准确的基础上。看不准时宁肯等一等，即使丧失某种时效，也比发生“抢先”错误然后更正、善后为好。第二，记者原稿中有翟士贤最初曾与群众对抗，进而“思想自觉”，决心献出田产的过程，编辑时考虑“不合表扬的精神”，把翟思想转变的过程删去，“拔高”了他的精神境界。其实，就翟士贤这样的人来说，由不了解政策到了解政策，由对抗群众到决心献田，有斗争，有发展，实实在在，符合思想发展规律，如实写出来，更有说服力。删掉思想发展过程，背离了新闻必须真实的基本原则，好心也就办成错事。多年来，在新闻工作中，追求人、事的“完美”，蓄意“拔高”，轻率增删的毛病，一直没有完全绝迹。这种“职业病”相当顽固，值得引起持久的注意。194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登了安岗、李庄署名的关于此事的检讨，上纲说，“由于没有坚决站在农民的立场，不自觉地扭到了地主方面。”我们处理这篇新闻有错误，前边已经说过了。至于怎样扭到了“地主方面”，检讨中没有说清楚。当时我们作检讨是诚恳的，并无任何为难之处。但没有说清楚，说明没有想清楚。以戴帽子的方法代替具体分析，这种检讨不能律己，更不能服人，实不足取。

　　从此，献田的新闻在《人民日报》上消失了。如果说开初未经请示，就连续登了那么多，不妥当；那么，后来也没有请示，就一概不登，是否就妥了呢？如果说翟士贤献田新闻不完全真实，不该登；那么选登少量完全真实的典型是不是可以呢？现在看，当时如果接受教训，经过请示批准，选择一些典型人、事，继续对自愿献田问题作一些报道，对减少某些阻力，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可能会有好处，我们不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该在犯了错误，在报纸上作了公开检讨之后，立即停止积极的探索。

　　摘自《李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