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上的强音

　　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新华通讯社的文字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是中华大地的最强音。论电台的功率，远不及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但是，谣言腿短，真理气壮。有识者对国民党的广播不屑一顾，都根据延安的声音决定政治行止。第一个驾驶美制轰炸机起义投奔延安的刘善本同志，就是从收听延安广播开始，由爱国主义而共产主义，后来为新中国的空军建设作出贡献。

　　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从1946年6月开始，到1947年2月即被我击破。从3月起，它被迫改行“哑铃式”的重点进攻——两个重点，一在陕北，一在山东，中间一线，状如哑铃。《人民日报》3月21日登了一条重要新闻：“新华社延安20日电：19日我人民解放军以任务已达，撤出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此时党中央一天都未离开陕北，中央的声音一天都未中断。21日广播照常进行，只是电头由“延安”改为“陕北”。

　　还在1946年底，党中央考虑全国战略形势，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蒋军有生力量，准备必要时主动撤离延安，即在延安东北百余公里的瓦窑堡建立第一战备台，同时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太行山适当地点筹建第二战备台。我军1947年3月19日撤离延安，第一战备台立即接替工作。3月底，蒋军迫近瓦窑堡十几公里处，第一战备台开始转移，第二战备台接替工作。蒋介石朝思夜盼的消灭中国最强音的企图没有得逞，只是广播的电头略有变更，功率反而加大了。蒋军在陕北千方百计搜索，始终没有找到。

　　其实，瓦窑堡之后，电台在太行山中，在涉县（当时属河南，现属河北）西戍、武安沙河等村庄的窑洞里。40年代已有测向技术，蒋军后来大概电测到电台在武安、涉县一带，曾派飞机低空搜索，并滥肆轰炸，我们稳坐窑洞中，安然无恙，只听到一阵阵飞机隆隆声。

　　新华总社从清凉山移到太行山，经晋绥、晋察冀两解放区，长途行军，需时两三个月。在此期间，新华社的工作由晋冀鲁豫区组成的一个班子负责，我们习惯称作“临时总社”。顺便说一句，在延安期间，新华社和后来的广播部还未分开，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口播部门；临时总社继续实行这个体制。

　　临时总社能如期工作，又得感谢蒋介石。这位合格的“运输大队长”不仅为革命“送”来足够装备成百个师的武器弹药，还“送”来极好的电台——他派飞机运送两部在当时很先进的美制ＲＣＡ300瓦长波导航台，原拟在新乡降落，分发给河北、山西的蒋军使用，不想误落在焦作机场，被我军缴获。导航台经晋冀鲁豫军区电讯部门改装成发射机，这在当时算得上传播革命最强音的理想工具。

　　当然，最艰巨的工作还是组建临时总社的工作班子。晋冀鲁豫区的新闻队伍不算小，但是除了个别同志，都没有在中央新闻机关工作过。要在原有任务毫不减少的情况下，担负起这项空前繁重的任务，实际困难可想而知。所幸当时共产党人的词典中没有“困难”二字，既然党中央决定了，中央局承担了，无论如何也得把这副光荣担子挑起来。《人民日报》创刊不到十个月，人手不多（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当时是报社的采访通讯部门，人手也不多），这时把能抽调的人员都集中起来，由总编辑吴敏（杨放之）负责，到距报社驻地武安河西村约二十公里的涉县西戍村，建立临时总社。吴敏同志为老革命，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做负责工作，1946年11月到晋冀鲁豫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原总编辑张磐石专任社长）。由他负责临时总社工作，实为理想人选。新华总社特派记者朱穆之、王匡，也参加临时总社领导工作。《人民日报》到临时总社的，还有安岗、左漠野、吴象、罗林、朱波、李庄、高飞、张连德等人。报社的外文人才王晶尧、陈堃、陈理昂等同志几乎全部到了临时总社。

　　电讯是通讯社的重要部门，电讯收不进，发不出，就不成其为通讯社。从1947年初，《人民日报》的电务部门一面承担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的业务，一面筹办临时总社的工作：熟悉新华总社的电务情况，试收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文字广播，掌握新华总社同解放区各分社的联络时间、频率……这些过去都没有作过。人员、器材十分紧张，不仅集中了《人民日报》全部电台和人员，又从《新华日报》（太行版）、《冀南日报》、新四军五师（五师在解放战争开始时从中原突围，部分单位转移到太行区整训）等单位调集人员和设备。这些工作十分顺利，因为听说组建临时总社，谁都不讲任何“价钱”。晋冀鲁豫区原有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台长常振玉、总编辑肖风），这时要担当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双重任务，兼及临时总社文字广播任务，工作量增加一倍多。发射机是有了，人员从《人民日报》调来顾文华、齐越，从太行文联调来刘晓、郑笃，从《新华日报》（太行版）调来刘江，以及其他单位的一些同志。从《人民日报》编辑部调来的胡迦陵（女）模仿延安播音员的声调，担任口语广播，后来几可乱真。

　　临时总社最大的困难是远离党中央。范长江同志率领的新华社小分队给了极大的帮助。这个小分队人员不多，十分精干，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临时总社的电台每天二十四小时同它联系（它随时可能行军，电台联系时间难以固定）。中央的指示、宣传意图，中央领导问志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谈话，全国战局分析，等等，都由小分队用密码发给临时总社，临时总社翻译校正后，分别在文（字）播台、口播台广播。临时总社工作中没有发生大纰漏，小分队的帮助是一大原因。

　　临时总社编辑人员对解放区比较热悉，关于战争、生产、群众运动的报道，以各地区的总分社、分社来稿作基础，加工编辑，较有把握。国际宣传就困难得多。当时国民党政府还未推翻，我们还不可能向国外派出记者，国际新闻全靠抄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经鉴别、编写而成。临时总社国际编辑人才不多，外文电讯人才更少。能发英文广播的，只钱抵千同志一人。他是太行军区一个分区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军区政治部查阅档案，得知他长于此道，临时调来工作的。能收外国英文广播的，只有张连德一人，虽奋力工作，也只能主要抄收塔斯社英文广播，偶有余力，兼及其他。这就大大限制了国际新闻来源和编辑人员的视野，成为我们工作中薄弱的一环。

　　国际新闻主要依靠塔斯社，当时只能如此，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论政治方向，当时塔斯社代表人类进步的长远利益，多数宣传比较可信。但有些时候的有些宣传显得笨拙，甚至言过其实。《人民日报》曾经登过新华社转发的一条新闻，报道苏联工人的生活状况，“普通工人的伙食，早饭是一方块牛油（约七十五克至一百克重）、两个鸡蛋和炸香肠、两杯牛乳（或咖啡）……到中午，先是一大盆莱汤……然后一大盆炒肉丝或干炸子鸡……到了晚饭，一盆炒肉丝外加油炸洋山芋……苏联水果很多，工人天天能吃到苹果和梨子。”1946年“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比我11年后在苏联看到的，高得过于离谱。重提几十年前旧事，我无意批评那些朋友。其实，当时我看了那条新闻，还很羡慕、向往，进一步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决心。过去我们一无驻外记者实地采访，二缺广博的国际知识可资比较、判断，类似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所幸今非昔比，各种条件具备，不会发生这种笑话了。

　　临时总社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些同志头天接到命令，第二天就赶到西戍。临急受命的光荣感，不负重托的责任心，激起人们比在原岗位要高要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陕北大战方酣，西戍——沙河随时准备接替陕北的工作，多少天处于临战状态。3月30日，口语广播台台长常振玉、军区电讯专家王士光（这位同志把在焦作缴获的导航台改装成发射机，为晋冀鲁豫区的广播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电务部门负责人高飞、播音室负责人张生意等同志，照例在播音室守候。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未能按时播音，引起大家警惕。几分钟后，陕北台频率上突然出现一个较强的讯号，接着是不堪入耳的辱骂和叫嚣——是敌台捣乱无疑了。大家继续以收音机搜寻，仍无陕北台声音，可以断定瓦窑堡已被迫停止工作。马上按计划开机，太行山中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始亮相，呼号还是ＸＮＣＲ。新华社ＣＳＲ——ＸＮＣＲ文字广播讯号同时出现在太行山上。同志们互相祝贺：可以告慰在陕北艰苦奋战的英雄们，党的宣传兵在太行山也打了一个胜仗。

　　酉戍附近一个山村，设有军区招待所，住客都是放下武器的蒋军高级官佐，其中不少是将官。这些将军也为临时总社作了贡献：建议电台多播被俘蒋军军官名单，以及他们写的家信。这个节目原来就有，随着俘虏日益增多，又接受了这些将军的好建议，逐步加强为一大节目。据后到的俘虏军官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蒋管区人民当然普遍关心，蒋军军官家属最先注意的更是这个节目。儿子、丈夫久无音信，到底是死是活？必须听俘虏名单。他们深信我军的俘虏政策，只要亲人被俘，肯定就有生路了。多数俘虏有顾虑，希望我们把他们的家信秘密送到蒋管区付邮；少数俘虏胆子大，主动要求广播自己的家信，当然不谈政治，只报平安。很有些蒋军军属就是从收听这个节目开始，逐渐了解和亲近共产党、解放区的。

　　1947年7月上旬，新华总社社长廖承志同志率领总社大队人马到达涉县西戌。临时总社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除个别同志留在总社继续工作，多数人都回到原岗位。

　　摘自《李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