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界一次基本建设

　　1947年3季度，解放区新闻界办了一件大事：反对“客里空”。当时还不多见“运动”一词，如果对比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标准，完全称得上一次反对“客里空”运动。对新闻界来说，这是一次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客里空”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名剧《前线》中的一个反面人物——品质恶劣的新闻记者。他善于“捕风追影，道听途说，片面夸大，肆意拔高”，给《前线》的主角戈尔洛夫——一个刚愎自用，拒不接受新鲜事物的将军，帮了不少倒忙。中共中央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于1945年向全党干部推荐阅读这个剧本（同时推荐的另一本书为郭沫若著《甲申三百年祭》）。“客里空”一词，因此在解放区干部中广为人知。太行区新闻界当时曾广泛阅读、学习，但其影响远不如1947年这一次。

　　反对“客里空”，提倡真实性，是一事的两面。新闻必须真实——从参加新闻工作第一天起，党就对我们这一代人进行这种启蒙教育，或说思想上的基础建设。1943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我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新闻必须真实的道理；“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新闻工作者，都把它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认真学习，用以规范自己的工作。如果说“先入为主”，这一代人应该庆幸自己有了一个真“主”。

　　抗日战争以前，我国绝大多数新闻机构为国民党所控制，获得“新闻等于吹牛”的恶名。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把十年内战中国民党所宣传的杀伤、俘虏的红军加在一起，中华大地快成无人区了。抗战期间，国民党旧习不改，以致有个英国记者讽刺道，按照中国（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数字，中日战争不久即可结束，日本只剩下妇女儿童，焉能同中国继续作战？共产党的宣传同国民党不同，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仅国人相信，敌人（日军）也不得不从心里佩服。1940年“百团大战”，八路军全线破击正太路，在阳泉缴获日军一份“确度甲”的绝密文件（日军按情报的准确程度，依次分为甲、乙、丙三度），承认我军公布的毙俘日军数字，“与实绩同”。作为宣传战线的一支部队，解放区新闻军在真实性这个问题上，同样获得很高的信誉。

　　日本投降后，解放战争全面打响前，一大批原在蒋管区读书、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到达解放区，参加各部门特别是文教部门的工作，《人民日报》也接纳了一二十名生力军。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做过新闻工作，对解放区的新闻工作更少了解。反对“客里空”，对这些同志进行一次关于新闻真实性的“启蒙教育”，对原在解放区的同志加深关于新闻真实性的教育，十分必要。

　　先是《晋绥日报》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不真实的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就报上登载“不少的‘客里空’或比‘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进行自我批评。所谓比“客里空”更坏的，是指有个通讯员，谋求个人私利，想娶地主女儿为妻，蓄意作假，把地主写成“中农”还帮助地主夺回被群众清算的斗争果实。晋绥解放区开展反“客里空”运动最早，新华社8月28日电讯称：“现在（晋绥）新闻界正贯彻坚定的方针，加强内部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放手发动群众，继续检举‘客里空’。”当时各解放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党员干部进行整党、“三查”（即查阶级、查立场、查作风），反对“客里空”恶劣行径，很自然地同在土地改革中端正无产阶级立场结合起来。新华总社于9月1日发表编辑部文章：《锻炼我们的立场作风——学习晋绥日报检查工作》提出：我们的立场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的作风是求真实、求精深。过去不断进行立场教育，主要是关于在反帝国主义、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斗争中的立场问题；在土地问题上农民与地主关系问题，则较少具体注意。我们绝大部分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闻军，在反帝国主义、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斗争中，立场容易鲜明，而在农民与地主关系中，一部分人立场会模糊。文章号召各解放区新闻工作者“彻底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要由此开展一个普遍的学习运动”。新华社同时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提出“一切由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必须警惕到自己的立场，即是在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斗争中，要坚决站在为农民服务的立场上，然后才会有正派的作风”。这里附带说明：由于蒋介石在陕北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暂时撤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停止出版。曾经对全国发生重大指导作用的《解放日报》社论和编辑部文章，这时作为新华社社论和编辑部文章发表，广大读者特别是解放区的读者，认为同样代表中央的意见。

　　晋冀鲁豫全区十分重视上述社论和文章。《人民日报》9月1日发表短论：《严格检查立场与作风》，指出“这两个文献的总的精神，是号召所有新闻工作者立即投入一个改造自己的学习运动”，“彻底检查与端正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在土地改革中的立场，克服一切不正派的作风”。《冀南日报》也发表文章，揭发不真实的新闻；冀南、太岳区党委还发出指示，号召新闻工作者检查“客里空”作风，改进党报工作。

　　这样大的声势，不能不带来某种精神压力，尤其是对那些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干部（多在编辑部工作）。但是整个气氛并不很紧张。这主要同报社领导有关，总编辑张磐石颇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魄力，一切以事实为依归，报社没有发生乱“上纲”现象，其次，同干部的情况有关：多数不是本地人，不会发生包庇家庭、袒护亲友等恶行，即使有某些认识、立场错误，也不会成为大的思想“包袱”，检讨改正就行了。当时提倡人人学习，提高认识，互相帮助，纠正错误，但不要求人人过关。报社人员不多，大家朝夕相处，品德、言行彼此都很清楚，想瞒也瞒不住。说也奇怪，越是保持宽松的环境，越是强调自觉自愿，人们越是向自己的错误“使劲”、“开刀”；别的同志提意见越是诚恳友善，有据有理，和风细雨，不伤和气，听意见者越是虚心倾听，愉快接受，不像五十年代后期某些运动中，提意见者唯恐不火爆、不尖锐，听意见者层层设防、深闭固拒，那效果是可以想见的。

　　土地改革期间，搞“客里空”最恶劣最严重的，莫过于站在地主立场，捏造事实，打击农民，维护封建阶级利益。经过学习、检查（包括检查报纸，查对原稿），《人民日报》社未发现一人一稿有此情况。这同1944年到1945年的富有成果的整风大有关系。整风进行“历史自觉”、“革命自觉”，主要解决阶级立场问题，也曾分析、批评“客里空”作风，给同志们打过一次防疫针。

　　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4月4日发过一篇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谈到新闻界“向壁虚构”之外的另一个“毛病”，我认为属于常说的立场性质以外的另一种“客里空”。“这个毛病，就是有些新闻还有分寸上的夸大。”夸大的出发点，大概是由于赞扬工农兵的伟大事业而来，这种出发点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出发点之外，还要看到效果，而就效果来说，即使是分寸上的夸大，还是不对的，还会影响报纸的威信以及影响到工作和党的领导。为深入反对“客里空”，重新学习这篇文章，我们又发现思想上、工作中不少问题和缺点。

　　“分寸上的夸大”，有时由于赞扬工农兵的伟大业绩，歌颂党的方针政策，自觉或不自觉地说过了头。有时由于缺乏调查研究，未明究竟，率尔成文，又总是想当然地扬善隐恶，也说过了头。我改编《杨真卿的新生》一文，就犯了这个毛病。杨真卿是邯郸县一个地主、乡绅，抗战前当过律师、县长、省议员，日本法西斯侵略占据邯郸，他不当汉奸官吏，仍作商会会长，未发现重大劣迹。土地改革中，经过群众诉苦、说理，杨真卿“新生”了。文章写了群众斗争，篇幅不多，平淡无力；较多的文字写杨的觉悟、通达，接受改造。我编改时主观愿望是显示群众力量的伟大，大到把地主镇住了；说明土地改革顺乎天理人情，使地主“心悦诚服”地接受改造。我对此文的主要事实虽无增删，但未调查研究，行文间加重了杨真卿觉悟、通达的分量。这样做，即使主观上要歌颂政策和群众，也是不能允许的。但我不是就此作检查，而是硬从立场做文章，把它同我的地主家庭出身连在一起，还写了《从<杨真卿的新生>说起》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一篇干庸文字，根本未把编改“杨文”同家庭出身的联系讲清楚，正说明本来没有把这个联系想清楚。现在看，错误的性质和宣传“翟士贤献田”基本相同，我的文章却上“纲”过高，言过其实。是迫于形势，不如此检讨不能过关？不是。我当时没有受到什么压力。我的家在敌占区，十多年无联系；我平日的思想行为，在一盘炕上睡觉的同志十分清楚，谁也未给我任何压力。写这种文章，是不是想表现自己？也不是。“出身不好”，同志们早知道，文章又没有把出身同错误的关系说明白，有什么可以表现的！类似的错误，在“十年内乱”之初又犯过一次：当时检查思想、工作中的问题和错误，不少地方过了头。是不是形势所迫？有一些，但不重，当时我的处境还不很艰难。是不是想“蒙混过关”？也不是。这一点经验还有，大劫临头，个人很难“蒙混过关”。当时我确实信服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自觉地同它挂上钩，向自己有的、没有的、大的、小的错误开火，就像1947年在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的时候，既然编稿发生失误，必须同出身不好联系起来一样。

　　类似的事情，在新闻界一些同志身上似乎也曾发生。原因很多，主要的一个是理论水平低，遇到大事无力分析，只好把貌似相同的一些现象拉在一起，借助文字“自圆其说”。当然，其中也有赶浪头的成分。

　　不管怎样，1947年这次关于反对“客里空”、坚持真实性的学习，长期留在我们这些人的记忆中，成为以后从事新闻工作的宝贵财富。

　　来源：《李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