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战部队”和“人民武装”

　　《人民日报》创办伊始，记者不多。在冀鲁豫前线随军采访的，有齐语、方德、吴象等同志，陈勇进同志为冀鲁豫分社记者，也在前线为《人民日报》写稿。在后方采访的，只有杜展潮、任冰如等几个同志。我当记者，又当编辑，并担负采访部门的组织工作。报社当时所以能完成相当繁重的宣传任务，重要原因之一，是继承“全党办报”的传统，组成了一支包括“野战部队”和“人民武装”的新闻报道队伍。后者的作用，前者是不能代替的。

　　说记者是新闻报道的“野战部队”，主要指记者是新闻报道专业人员，有相当的采写能力和经验，可由报社“机动调遣”。但从采访报道的广度、深度而言，记者在新闻工作中的作用往往比不上野战部队在战争中的作用。报社十来个记者，都有抗日战争的锻炼，多数人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年轻力强，干劲很足，按人平均写稿不少，但在报纸用稿总量中（剔除国际新闻、副刊和新华社播发的国内要闻），所占比例并不大。这些同志对时事政治比较熟悉，对地方工作一般比较生疏。

　　为了加强对本区工作的报道，报社采取传统的、有效的办法：一方面加强记者工作，充分发挥“野战部队”的作用，一方面开展通联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武装”的作用。众多通讯员和成百上千没有通讯员名义的写作积极分子，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完全可以同革命战争中的人民武装媲美。《人民日报》创办之初，通联工作未及开展，记者又多在城市采访，以致报纸对农村的报道一度有所减弱。不久，《新华日报》（太行版）首先鼎力支持，要求她的通讯员兼任《人民日报》的通讯员。这一大批积极分子不负重托，积极投稿。其他三个战略区的党报也相继采取类似作法。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家党报许多记者，同时兼任《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或特约通讯员。更多的没有通讯员名义的党政军群干部，也逐步同报社建立多种形式的供稿联系。这个多层次的报道网次第撒开，报社的信息灵了，稿件多了，一切工作都“活”了。报社十分重视业余写作的实际工作者的作用。比较起来，他们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对领导意图和实际情况有深广的了解，对实际工作的复杂和困难体会深切，基层工作经验丰富，他们出手的稿件往往为专业记者所不及。像王庭栋同志，武安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写作积极分子。报社驻在武安，经常同他联系。当时晋冀鲁豫全区贯彻中央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中央局一些直属机关，包括《人民日报》社，派工作队到武安协助地方工作，摸索彻底消除封建土地制度的经验。王庭栋在领导全县群众运动的过程中，从武安县阶级情况、县委工作部署、群众斗争进程，到总结经验教训、处理遗留问题，循序写作多篇新闻、通讯、报告，大都明白、深刻，起了典型指导作用。这是老解放区（武安也有部分新解放区）。安阳县绝大部分是新解放区，县委抓住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从清算封建统治者依仗敌势掠夺群众的罪行入手，逐步发展到实现“耕者有其田”。县委书记孙子英同志写了系统报道，把意图、情况、政策、部署写得清清楚楚，对新解放区特别是豫北地区，大有示范、推动作用。我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工作过的党报，从《胜利报》、《新华日报》到创办初期的《人民日报》，记者都不多。一因当时适宜作专业记者的干部少，尽管从蒋管区、敌占区到达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党委常常优先分到报社工作；二因战争环境，财经困难，养不起很多脱离生产人员，所以这些报社的记者，总难达到两位数。

　　根据地相当辽阔，交通困难，记者人少事繁，完成报道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通讯员和党政军群各方面的写作积极分子。

　　抗战期间，根据地中心任务是战争、生产、教育，解放战争时期大体相同。这也就是新闻报道的经常任务。战争—军事战报一般由指挥机关撰写、发布，报社的记者、部队的通讯员主要写作战斗通讯。凡有重大战役、战斗，总有记者随军采访。根据地较有影响的记者，多数做过随军记者。这也反映了我国革命斗争形式长期是武装斗争的历史特点。生产、教育，也就是根据地常说的地方工作，面广，分散，情况复杂，地域性强。记者从事这些方面的报道，论数量，比不过地方上的写作积极分子；论质量，主要指揭示问题的深度，往往也不如地方上的同志。

　　党报实行群众路线，这是区别于过去资产阶级报纸的本质特征之一。“全党办报”，在新闻报道方面就是发动广大实际工作者写稿，并形成制度。经常写稿的，聘为通讯员、特约通讯员，履行一定的手续：通讯员填写登记表，工作单位提供证明，报社批准并发给证件。报社设采通部（科），统管记者工作和通联工作；或设通联部（科），专管通联工作。这是报社的一个重要部门，工作人员不比记者少，业务能力比较强，负责同通讯员联系，初步处理通讯员来稿，定期向通讯员传达宣传要点，答复通讯员来信，清退不能采用的稿件并提出意见，给成绩优异的通讯员发一些学习材料和稿纸作为奖励，等等。特约通讯员写作水平较高，同报社联系更加密切，有时接受报社的委托，完成某些指定的报道任务。我工作过的几家报社，都曾选调优秀通讯员到报社工作，有的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新闻工作者。

　　《人民日报》的通讯员制度一直保持到全国解放以后。50年代初期，曾选调十多名同志负责通联工作。这些同志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以邹韬奋密切联系群众、忠实服务读者的精神自勉，经常加班加点，还是难以完成任务。稿件越来越多，许多写稿人要求报社对不用的稿件提出具体意见。不能说这种要求不合理，但是报社难以办到。要求服务的信件也越来越多，内容包罗万象，例如有的要求报社提供治疗头皮发痒的药方。这种服务不属报社工作范围，尽管它也反映了写信人对报社的信任。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作者多了，稿多了，信多了，要求多了，通联工作怎么做？例如，通讯员怎样选定，怎样经常联系？报社、通讯员双方各承担什么权利和义务？等等。对此，我参加过多次研究，未能得出理想的结论。

　　随着我们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在通联工作中，需要和可能、工作量和承受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粉碎“四人帮”后几年，《人民日报》每月收到信稿六七万件，近几年减少了（主要是寄给报社的或请报社转递的申诉信少了），1987年7、8、9三个月，平均每月还有三万八千多件。仅把信稿作者的姓名、通讯处、简要内容登记下来，工作量已经不小，每信每稿必复已不可能。

　　解决这个问题确有困难，看来先得树立一个正确思想：信多、稿多是好事，没有信、稿焉能办报？稿件对报社的重要性不必说了；那成千上万封信反映的情况和问题，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和新闻线索，对新闻工作者是实实在在的无价之宝，极为重要的营养来源。不少新闻单位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改善通联工作，采取新作法，如：不再建立同通讯员的固定组织关系；一般不承担纯属社会服务性质的委托；多选登有代表性的读者来信，从来信来稿中发现萌芽状态的事物和重要情况，组织作者补充报道，或向有关方面交流通报；综合来信来稿提出的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报上公布或组织讨论，等等，都有成效。但就通联工作（有的报社叫作群众工作）整体来说，似还有待充实、完善，形成一套适应当前情况的制度。许多同志都承认这个工作很重要，可是别的工作忙了，常常首先挤压它，这是一大矛盾现象。看来只有主要领导人高度重视，主其事者有高度责任心，这个工作才能真正加强。

　　摘自《李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