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凡事问个为什么

　　解放战争期间，《人民日报》对晋冀鲁豫区中心工作之一的土地改革的宣传，是积极、稳妥的。但在1948年1月刮了一阵风。一版头条突出、连续地登了几篇引人注目的新闻。1月9日新闻标题：《贫雇（农）仍在挨饿受冻执行土地法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1月12日标题：《黎城（县）五村调查发现大毛病地主富农压迫贫雇弄得冬季生产垮台》；1月15日标题：《地主钻进党内压迫贫雇掀掉这块石板才能翻身》；1月16日标题：《西井地富霸占贫雇老婆武安（县）政府包庇恶霸官司打到边（区政）府两年还没解决》。这些新闻给人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太行区土地改革很不彻底，遗留问题非常多。

　　其实错了。1987年4月出版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公正地写道：“晋冀鲁豫中央局1947年10月到12月召开‘冶陶会议’（在武安县冶陶镇），贯彻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晋察冀区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编者注）精神。之后，太行区由于对前一段工作作了不恰当的估计，因此在贯彻‘五四指示’（即《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指示》，1945年5月4日公布，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简称‘五四指示’——编者注》时出现的‘左’的偏向，又有了新的发展。”如果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喻，评价太行区当时土地改革的成绩和缺点，我看是公允的。《人民日报》宣传土地改革的成绩和效果，也称得上九个指头。但是，那几条新闻在关键时刻传播的“不恰当的估计”，在不少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中一度造成颇大的错觉，不少人曾提出意见和责问。当时我参加一版的编辑工作，不管这些消息来自何处，我都负有责任。

　　事后查明，这些新闻提到的一些事例虽然基本属实，但这样执其一点不及其余，而且连续报道、突出编排，它所造成的印象，却不符合宏观实际。

　　我个人，以及一起工作的某些同志，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这就不能不谈到我们身上存在的一些弱点。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提醒全党干部：“凡事问个为什么。”这是个极重要的教导。可是，我对此长期做得不好。参加革命之初，不懂得应该问个为什么。党说的当然是对的，好好执行就是了，问什么？以后长了点见识，逐渐认识到应该问问为什么，但不知道怎么问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浅，这个致命弱点日益显露出来。到了中年，多了些见识，既有要求也有条件问一问，但是不敢问了，那原因，大家都清楚的。直到望七之年，才有了认真问个为什么的可能。好大的代价！现在的青年人比我们幸福，党和国家真正提倡、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凡事问个为什么，自己只要勤奋学习，紧紧跟上，就能逐步做好。

　　凡事问个为什么。需有起码的“本钱”。理论、勇气之外，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了解实际。我的大毛病之一正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稍微复杂的问题面前，常常显得软弱无力。例如本文开头说的这件事。当时，我对地方党委那样估计土改形势深信不疑；对（群众运动）“再鼓一把劲”的主张我完全赞同。尽管当时年轻气盛，也提了些不同意见，但是轻飘飘，这就注定要犯错误。

　　在农村，住群众造的房子，吃群众种的小米，有时候还帮助房东扫扫院子，教孩子认几个字，是否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了呢？不一定。1943～1945年整风，1947年整党，都从思想、立场检查过这个问题，有不小的收获，基本上摆正了个人与革命、个人与党、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使翘到头上的尾巴缩到两腿之间。但那多是在道理上。总的说来，我还缺乏作为“家人”而是作为“客人”在群众中生活、工作的锻炼，看许多问题不是“一张皮”而是“两张皮”。

　　党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好机会。1948年2月到5月，在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土（地）改（革）工作团，在武安县第九区参加土改复查、整党运动。工作团由中央局宣传部、人民日报社、边区文联等单位人员组成，报社人员占大多数。张磐石任团长，安岗任副团长。报社编辑部留约三分之一的人员坚持业务工作，三分之二的人员参加工作团，定期轮换，使每个人都有锻炼的机会。团员同群众彻底“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两位外国朋友——英国人大卫·柯鲁克、加拿大人伊莎贝尔·柯鲁克夫妇参加了十里店村的工作队，并写成《十里店》一书，对这个村庄群众运动的成果和经验，这次群众运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巨大作用，作了高度评价。

　　作为第二批土改队员，我怀着思想改造的热望到了山村。这是武安九区一个只有四五十户的小村庄，位于林木森森的山坳里。百十年前尚少人烟，以后一些贫苦农民来此开山垦荒，筑屋而居，慢慢形成村落，故名山村。山村土改已经完成，我的任务是复查，解决遗留问题。九区一个青年干部同我一起工作。

　　对首次也是末次的农村群众工作，我一直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特别警惕站稳立场。认识几千方块字，时刻注意别翘尾巴。因思想准备比较充分，工作近一月，这些方面未出问题。最大的收获是直接体验到农村工作的复杂，农民对任何问题的要求都是那么实际、具体，更加感到1月份那些宣传的幼稚、浅薄，脱离实际。

　　山村没有地主，也没有富农。几户中农之外，都是贫农和佃农，租种外村地主雇人在山村开垦的和高利霸占的田地。多数人虽然少地或无地，生活大体不比中农低，全靠冬仨月运木炭到山下出售，赚脚钱补充家用。全村生活最好的是卜姓木匠。此人五十多岁，常到邻村“耍手艺”，有活钱收入，一日三餐小米，为村人所艳羡。土地改革期间，没收外村地主在本村的土地，分给佃农和贫农，大家高兴。美中不足的是没收了卜老头的木匠工具，分给几家最穷的佃农。理由是卜的已故姑父的堂兄曾经是地主，所以他也“不干净”。木匠工具分散了，有人分得斧头，有人分得锯子，最不济的分得墨斗，结果谁也干不成事。老卜头失掉工具，再不能外出干活，终日躺在炕上生气。

　　全村五个党员，组成一个支部，支书兼村长。党员出身好，坚决拥护土地改革，无人多占斗争果实（事实上也没有多少斗争果实）。村小人少，不是亲友就是邻居，干群关系不错。支书本不同意这样对待老卜，但他是老卜的亲戚的亲戚，如果绕上几个弯，他也可能“不干净”，所以尽量少说，避嫌自保。抱着学习态度，细心调查研究，首先了解本村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得悉山村由于没有地主富农，阶级关系不算复杂，居民或亲或友或邻居，在物质利益、宗法关系等等方面也无多大矛盾。干部公道廉洁，干群关系比较融洽。错定老卜的阶级成份，乍看事情不大，但是伤了不少人的心，同老卜关系甚好的几位老农，一度怀疑土地改革是否公正，怀疑领导划阶级的工作员对政策是否口是心非。经过反复解释，彻底平反，老卜有了笑容，大家也都满意了。

　　总的说，山村土地改革的成果、现状和问题，同我们1月份的宣传对不上号。我们当时所以犯错误，是过分依靠某些书面材料，轻信某些来稿，将“点”作“面”，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以后几十年，虽然经常想到新闻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重要，在编辑工作中有时做得好些，有时则做得很差，还是难以完全摆脱自己的惰性和思想方法片面的影响。

　　我们在山村实际上做的是团结工作，为老卜正名，恢复他手工业工人的身份：分了的工具收拢来还给他。这都没有什么困难，符合多数人的心意。在团结基础上动员大家搞生产，迅速形成一个高潮。农民心里清楚，分了地，翻身了，可是翻得“不透”，谁家都穷。抗战八年，解放战争两年（当时还未结束），锻炼农民的革命斗志，也消磨农民心理、物力的耐力，人们已经感到疲劳。现在提倡团结生产，发家致富，支援解放战争，促进全国解放，说到大家心里了。饭场上（农民吃饭，喜欢端着碗凑到一起，边吃边谈，是为饭场）、炕头上，谈的都是这件事。不是一时的要求，而是长远的向往。这种得自实际的感受，对《人民日报》不久后关于生产的宣传，大有帮助。二十年后，听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喧嚣，能有几分怀疑，些微抵制（当然是曲折的、消极的），不能说没有受到这种感受的影响。

　　摘自《李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