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中央身边

　　解放战争打到第二年，我胜敌败的形势更明朗了。1947年11月12日，我军解放战略要地石家庄，华北全境除平绥（远）、平山（海关）两路沿线和平、津、太原、保定等少数敌据点外，庆获解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撤销两个中央局，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同时成立华北军区和华北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大进一步。

　　华北局决定，原两个中央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合并为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原《晋察冀日报》所在的晋察冀边区所属北岳区，《人民日报》所在的晋冀鲁豫边区所属太行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是华北两个著名老根据地。日本法西斯最猖狂的1942年前后，“扫荡”、“蚕食”空前频繁、残酷，这两个根据地都有一些完整的县（包括县城）在人民手中。由于领导机关驻节，环境相对稳定，人才比较集中，两个根据地的党报当时办得都较有名。现在合二而一，力量大大增强，报社工作人员高兴，读者也寄予厚望。

　　5月下旬，我们接到两家报纸合并，尽快迁往平山（在石家庄西北、太行山中）的通知，大家以水代酒，互相祝贺，果然盼到了这一天。当时中共中央已经移住平山县西柏坡，报社迁到平山，就是到了中央身边。而且同武安比，距北平又大近一步。北平是我们理想的目的地，相信党中央最后会迁到那里。我是几个人组成的先遣队成员之一。照旧一肩行李，多了两箱书报，并有卡车代步了。卡车烧木炭，常趴窝，走走修修，一天到达石家庄，比步行已经快了多倍。小贩街头卖冰棍，久违了，把两天旅途补助费抖落出来，痛痛快快地吃了个够。

　　《晋察冀日报》编辑部驻平山里庄，跟我的名字同音。同伴开玩笑：“李庄回里庄，该久住了！”其实，大家心里明白，目标北平，志不在此，哪能久住呢？

　　我们这个先遣队一时无事可作。八路军的老规矩，后续部队每到一地，先驻部队必定热情欢迎，妥善照顾，前者发生困难，领导唯后者是问。晋察冀日报的同志作得好，对北上人员的食宿等事早有周密安排，使我们这些远来人员都有回到老家之感。

　　两家原来都是中央局机关报，办报路数和人员素质都差不多，很快水乳交融，结为一体。有几件事，历四十年记忆犹新。一是看到邓拓同志。这位《晋察冀日报》总编辑、博学多才的共产党报人，闻名久矣，这时才得见面。三十多岁年纪，比我的想像要年轻许多。平易，儒雅，热情——初次见面的难忘印象，一直到他十八年后含冤作古，丝毫没有淡弱。他走得太早了！二是改在中灶就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各根据地由于经济条件、生活习惯等具体情况不同，某些生活、供给制度也不尽相同。我工作、生活的太行区，长期没有设中灶。主要原因，大家认为是由于彭德怀同志始终同战士一样在大灶就餐。说到彭德怀同志的简朴生活，我记起一件事：1941年反“扫荡”，在行军转移途中，八路军总部直属队遇上我们这个三二百人的小队伍。彭德怀看到我们武装不全，队列不整，戴眼镜的不少，身体健壮的不多，就问“这是哪一部分”。我们说是新华日报。彭总要我们赶快向漳河以南转移，同时告诉后勤部同志，增拨1500斤核桃油，“给《新华日报》的同志们保健”。这可是了不起的照顾，比报社全体同志半年的食油定量还多（每人每日食油三钱，十六两秤）。可彭德怀自己，每天还是那个三钱。平山是有中灶的。其实所谓中灶，不过多一些细粮（面粉），有两样素菜而已。三是听到马达声音。太行区物质条件困难，《新华日报》、《人民日报》都用陈旧的手摇机印刷。那摇机的工人同志，年纪再轻，身体再好，营养补助再多（说来可怜，不过供应一半细粮），干一两年也得调换工种。在里庄印报，还用平版机，但以汽车引擎带动。每天拂晓，密林深处的极有节奏的“嘟嘟”声，与此起彼伏的雄鸡争鸣，象征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于1948年6月15日创刊，《晋察冀日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同时终刊。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了第二个报头，比前一个报头更加雄浑、丰满。这次已不用木刻，改制锌版，利于存真。四十多年，一直用到现在。创刊号发表社论《华北解放区的当前任务——代创刊词》，提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华北解放区已有四千四百万被解放的人民。辖二百七十九县、十二市。华北的任务，在“接敌区游击区继续动员人民向国民党匪帮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在一切基本地区，则是要迅速地进行恢复和建设，以便更有力地支持全国的解放战争和改善华北人民的生活”。华北《人民日报》从创刊号起，重新编排期号；到1949年8月1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归属变了，但未作何说明，也未重编期号，看来是个小小的疏漏。

　　两报合并，人手大增。华北局决定张磐石任社长兼总编辑，副总编辑为王亢之、袁勃、安岗。工作人员记得的有于明、马健民、王友唐、王定坤、艾方、白原、田流、古维进、邢军、刘希龄、刘晓、李庄、李原、李千峰、杜波、布克、杨永直、邵红叶、陈勇进、陈春森、阿燕凌、林沫、罗林、林韦、范瑾、张更生、郭渭、姚力文、高飞、陆灏、蔡若虹等同志。邓拓离开报社，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1949年8月，他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任内，又调回《人民日报》任总编辑。

　　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继续同人民日报一起，两个单位，一口大锅、社长张磐石兼，主任安岗兼，副主任为邵红叶、李庄。总分社担负向新华总社和《人民日报》供稿的任务，领导十来个分社。各社稿件质量相差甚远，指挥采访和编辑任务相当繁重。几经研究，决定出版内部通讯稿，就各分社来稿选择加工，铅印成册，供报社编辑部和总分社发稿选用。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尝试，效果甚佳，原晋冀鲁豫总分社和晋察冀总分社都没作过。

　　在中央身边果然幸运，8月下旬，好事临头。为集中采访华北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报社和总分社组织一个记者团，二十个同志参加，在当时算是很大了。其中有的同志已有十年新闻工作经历，有的同志参加新闻工作不久。下乡之前进行思想、业务准备，提出不少关于新闻工作特别是记者工作的“疑难”问题。总分社向总社请示，可否接纳记者团到总社学习一个短时期，更希望中央领导同志给予指示。总社为培养干部，迎接胜利后新闻工作大发展的局面，欣然同意。刘少奇同志得悉，对新华社总编辑范长江同志说，新闻工作很重要，早有些话要讲，还有一些同志也讲一讲，欢迎他们来。范长江亲自主持这次学习，并把记者团的学习内容，从新闻扩大到政治、军事各方面，时间也从一周增加到三周，成为一个包罗广泛的短期训练班。刘少奇、彭真、廖承志、胡乔木、李克农和范长江等同志先后在训练班作了报告。

　　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全面总结了党的新闻工作经验，提出党的新闻工作者必备条件：第一、有正确的态度，作人民的记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必须独立地做艰苦的工作，“首先思想上要艰苦，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真实地反映情况，独立地去做判断”，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提高理论修养，工作是做不好的”；第四、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坚定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既批评左的倾向，又批评右的倾向”。这个谈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其中许多警句，如“你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做好了”。“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精彩地反映出来”，等等，我们本是引为座右铭的，但由于主客观许多原因，长期没有做好，十分惭愧。

　　记者团学习结束后，人民日报和华北总分社邀集华北各区新闻工作代表开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学习、讨论中央同志的报告。在进城前夕，两个“谈话”（另一个是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从立场到观点、方法，给予人们极重要的思想武装。时隔四十年，历史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个人认为，两个“谈话”的基本精神，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新闻改革，仍有重大指导意义。

　　摘自《李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