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 民 证”

　　老寿推着车，在武安城东崎岖不平的大路上挣扎。北方的天气，真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路上的浮土准有半尺厚，独轮车的辐板全给淹没了。浮土围着车轮转，钻进人的鼻孔里，怪痒痒的，爬在多皱而且干瘪的脸孔上，被汗水冲成一条一条的小河。

　　车子“吱扭吱扭”地叫，使人的牙齿酸溜溜的。你越不愿听它，它就叫得越响。老寿把眉头皱起来，这两捆八九十斤的高粱秸子，竟变得这么沉重了。

　　放下车子，用大襟抹了一把汗，气喘喘地自言自语着：“‘人过四十天过午’，到底是不行了。”每当这种时候，就会想到他的那匹大白马，照例地这么骂一句：“马要在着有多好哇，这些狗日的东西们。”

　　去年冬天风雪少，现在已是“春分”，还没有见过一滴雨。中午前后已经脱得棉衣服了。天干，人容易“上火”，老寿这几天就不断地咳嗽。他今天到城里卖柴火——本来不想去，可是小牛一定让他跑一趟，不去不行。太阳已经有些烧人，路又这么不好走。他本能地向着半里地开外的公路骂起来：“妈那×，地是占的庄稼人的，路也是庄稼人修的，可是要走路，却没有庄稼人的份儿。”

　　三年的工夫，老寿脸上添了不少皱纹，胡子也变得硬硬的了。其余呢，就是袋子里多了一张“良民证”每当看见这个小东西，老寿心头马上涌起一团火。他虽不识字，那上面的一切可都记熟了。汉奸总是把它抓在手里，顺着上面的条款，一项一项地问他：“叫什么？”“张老寿。”“多大年纪？”“四十三了。”“原籍什么地方？”“本县张家庄。”“现在住什么地方？”“张家庄。”“做什么的？”“种庄稼的。”汉奸对一对像片，放开手。老寿转脸就是这么一句：“妈那×，这个黑狗。”

　　老寿一辈子没有照过相。人都说照相多了会把人的精神抽了去。可是汉奸说，“皇军”的命令，“良民证”上一定要用像片，非照不行，照的时候还得笑。老寿忍着痛缴出两块钱，鼓起全身的气力，拿捏着，准有三分钟没有敢呼吸。他以为照得总该不错了，谁知洗出来，竟是那副鬼样子，死死板板，不像哭不是笑的。

　　摸了摸“良民证”，还在袋子里，老寿放心地推起车子，“吱扭吱扭”地走起来。什么都变了，城关的样子使他看着难受。“广聚兴”是刘举人开的三几十年的老杂货店，也被鬼铺子挤倒了，和它一同倒闭的，还有永丰粮行、公合药店。左也是日本，右也是日本，这么好的地方，简直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尤其是那贩卖大烟的“吸食店”，更使老寿生气。谁不知道谢三先生是抽大烟败的家，今天鬼子光天化日地公开提倡！

　　看见城楼上临风飘摆的太阳旗，照例地吐了两口唾沫。为避免给鬼子鞠躬，他绕了两个弯子，走到关外王老大的店门前。

　　“老大，买卖好哇！这几天怎么样？”

　　“这几天怎么样？反正稀的干的，一天混上两顿就算了。大生意都不行，咱们这小买卖算个啥！”王老大从嘴里取下旱烟管，接着叹了一口气，“这年头儿，什么都不行了。”这王老大是个安分守己的买卖人，旁人只卖三毛钱的东西，他决不敢卖三毛二，只不过偶尔在咸盐里多搀上一点水，白面里和上点白玉米面。如果说一年中他能做一百元的生意，那么至少有七十元是卖给熟人的。

　　“这两个秸子留下吧！”老寿把旱烟袋掏出来，去对火。

　　“下回再说吧，上回留下的还没烧完呢。”

　　“留就留下吧，什么时候不烧哇，老熟人。——啊，我问你，洋火什么价钱？”老寿这回可一本正经了。

　　“三毛六。咸盐涨得更厉害，四毛五一斤了。”

　　“了不得，庄稼人以后真吃不起咸盐了。还按三毛八卖给我一斤吃吃吧！”

　　“不只买的人嫌贵，就连我们这些做买卖的，看着也都不贱呢。”

　　闲扯了一会子，老寿慢慢地换了话头。

　　“这几天没有过汽车吧？”像是漫不经心地问。

　　“前几天走了七辆，今天是初八——初三来了三辆，里边有一辆听说是铁甲车。”

　　“载的又是兵？又添了人了？”

　　“来的大概是子弹吧，盖着布看不见。走的满满的载着兵，我听巡官说，山本少佐也走了，怪不得，他们成天朝野田上尉那里跑。”

　　“还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听说又捉住两个便衣队，前天在城西——不知道，不知道。”老寿问他便衣队都叫什么名字，王老大赶紧摇摇头，说他“不知道”，其实，知道也不敢说。

　　买了四两盐、两个烧饼，推起车子走了。一车柴火，卖了三块半鬼票子，价钱倒算不小，只是这时光钱不值钱了。尽管老寿对于这种工作已经相当熟，究竟有些不自然。肚子里有事，真好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走起路来老像是有人在追他。他随时记着那一套话，随时准备好他的“良民证”。

　　想到“良民证”，老寿不由得就会想起赵拴子。那个倔强义气的家伙，真不愧是他老寿的一个相好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去年十月的一个黄昏，拴子突然悄悄地跑到他家里。往常拴子来他家，没进门总是先嚷上这么一两句：“老寿哥在家吗？”连街坊邻居都听得到。这次他却没有嚷。一直走到老寿的房子里。

　　“老寿哥，有些日子不见了，你还是这么个样子？”

　　“可不是，混了‘清明’混‘冬至’，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呢？”“我吗？也是这样子，——我问你，你这几天出门不出门？”拴子把嘴巴凑到老寿的耳朵边，悄悄地问。

　　“前天刚送了一车菜，这几天没事情，也许不出去。”

　　“良民证借我用一用吧！明儿黄昏准还你。”

　　他说，他的丢了，明天非进一趟城不可。老寿是自家兄弟，借用一下不要紧，只是不要对旁人说。

　　拴子是帮过老寿的大忙的。五年前，老寿买他表弟那匹大白马，如果不是拴子给他筹兑了九块钱，他怎么能够一下子凑得够九十块钱呢？并且，拴子借给他的钱，一年零四个月都没有要利息，只是说说笑笑地喝了老寿半斤烧酒也就算了。这回拴子借用“良民证”，心里虽然有些踌躇，嘴里可是说不出来。五儿他妈当时却表示不很愿意，虽然她并没有当面拦挡，拴子走后，她可唠叨了一晚上。据她看，拴子愣头愣脑的，拿着老寿的“良民证”进城，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并且，一个“良民证”就要一块二毛钱，丢了，可不是玩的。

　　五儿她妈猜对了。第二天中午，唐二奎从城里回村来，马上找老寿，气急败坏地告诉他，可了不得，拴子在城里被鬼子捉住了，说是游击队的探子，抽两袋烟的工夫，就把个小伙子头朝下脚朝上地活埋了。老寿听见这话自然难过，五儿她妈更是一头撞在老寿的怀里：“天杀的，不叫你借你偏要借，闹出事可痛快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哭着，喊着，闹着。

　　老寿也慌了，跑到老么叔家里去请教。老么叔知道事情多，叔叔和侄子，想来也不碍什么事。结果，他照着老么叔出的主意，连中饭都没有顾得吃，揣起两块钱，把腿故意碰得一块青一块紫的，压住无边的愤怒和无名的烈火，到县里的公安局去报告。他说，他昨天走亲戚，遇上天杀的游击队，不但抢去“良民证”，而且把腿也打坏了。现在，他情愿自己出钱，再补领一个。从此，他是更加明白了。拴子死得惨。可是做的对。这件事，拴子实在对不起他，为什么这么好的事情，事先不对他明说呢？告诉他，也可以大家想办法，自家兄弟，还有什么可以瞒人的？他老寿也不是什么脓包呀！

　　还在和拴子一起给人家扛长活的时候，他就常常听到人们说：“这个是日本货，不要买！”“这是日本仁丹，是吃不得的。”以后父亲死了，他辞去长工，回家种那五六亩地。不久，生了一个孩子，靠着自己省吃俭用，打个短工，卖个菜，不招事，不惹人，倒也紧紧缩缩地过得日子。碰巧表弟因为赌输了，把个大白马用九十块钱卖给他。从此，他的日子就越发松动了。以后听人说，长城开了火，日本飞机专找白马炸。二十九军的白马都不敢要了。他听了这种话，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妈那×，真不知道都是些个什么东西。”

　　三年前，日本人真的来了。在城里杀了许多人，接着，就出了伪知事。第一件调查户口，就使老寿感觉头痛。这是不是要抽丁呢？接着每家门口钉上一个门牌，缴两块“登记费”，发“良民证”，每人一块二。这次他一共出了三块多。修路，支差，拿各种花销……一句话，这日子过不成了。

　　小五儿那天笑嘻嘻地拿回四两糖和两包洋火，说是“宣抚班”给的。五儿妈当然很高兴，接过孩子手里的东西，对老寿说：“怎么他们还给东西呀！”老寿看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过了几天，五儿哭着回来了，告诉他妈，宣抚班给孩子们照相，因为他笑得不好，就打了两个耳光。老两口子看着五儿脸上的巴掌印，禁不住淌下老泪来。

　　“坏是坏，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呀？”老寿常常对着旁人这样说。老么叔的教训他是记得清楚的：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日子还是“过了一天算一天吧……”等到敌人开始收粮食，他才感觉真不行了。五六亩地，每年就得出两石粮食。“妈的，粮食全都喂了狗了。”

　　最难忘的还是他那匹宝贝马，多么好的马呀！去年八月里，突然来了一个鬼子、三个汉奸。其中有一个就是刘二混子。前五六年，因为争一棵树，老寿和他吵过一场嘴。这回二混子拿着枪，说是“皇军”的命令，一定要买老寿这匹马。没有办法，赔不是吧！五儿他妈给人家跪着说好话，哭，都不行。二混子甜言蜜语地说照老寿买马的原价，可以发给九十块钱。

　　老寿算一算，买马的时候，一毛钱可买二尺布，现在是三毛钱一尺，两相折合，算是给了十几块钱，这个亏吃得太大了。老寿怎么说也要添钱，五儿他妈无论如何不让拉牲口。结果钱也不给了，人家说“不识抬举”，掏出枪来，硬抢去了。五儿和他妈拉住那个日本人的衣服，带哭带磕头，结果一靴子一个，都给踢倒了。老寿本想赶上去，可是他终于没敢这么做。

　　老寿给这苦难的几个月折磨坏了。嘴唇变得更厚，腮帮子变得更宽了，颧骨突出来，黑皱纹在脸上纵横织成一面网，眉毛常常结在一起，眼睛无力地眨着。他变得非常暴躁，看着什么都不顺眼。小五儿兴兴头头跑过来：“爸爸，爸爸”，他却用力把脚一顿：“去，你这小兔羔子。”日本飞机从天上飞过去，他就诅咒它们掉下来。游击队晚上破坏公路，打敌人，他是只嫌打得少。

　　是一个下雪的晚上，每一个人这时候都会蜷伏在自家的炕上。张家庄神不知鬼不觉闯进许多人。村子四周都是哨，没人能够走出村子去。静寂的紧张笼罩了整个的村子，人们都知道，这是游击队又来收“良民证”了。起先大家都不愿意拿出来，以后感觉不给不行，也就满腹委屈地交出了。没有“良民证”就没有保障，重领“良民证”又得花钱。

　　老寿偶然发现，这些游击队里面，也有赵拴子的二兄弟赵小虎。老寿究竟上了几岁年纪，一看见这个“无依无靠”的青年人，忍不住淌下老泪来。那个青年人反而在一旁劝导他：“老寿哥，哭什么呀！哥哥死了，还有咱们呢！”老寿擦擦眼睛告诉他，现在拿“良民证”不像先前有用处，因为上边有了像片了。小虎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只是没有这东西，无论如何进不了城。

　　“进城有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办得到呢？”老寿把小虎拉到一边，吞吞吐吐地问，这一下子，他好像找到门路了。

　　“怎么不行，愿意干就成。只要学会了路子，小心点儿，不要对别人说——连五儿他妈也别说。”赵小虎深知老寿的为人，所以敢于切切实实地告给他。当下谈了半天，去时如何如何，有人盘问怎么办……得到消息，告诉本街的王小牛就行了。

　　过后两天，老寿心惊胆战地到城里试验了一次，觉得这种事情也并不怎么难。他和王老大本来很熟，扯扯闲天就可以得到不少消息。许多情报就这样地传到了游击队里，眼见得城里的“皇军”一天比一天地陷于不利了。游击队每打一次胜仗，老寿就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用白灰水在墙上画它这么一杠杠。

　　老寿这次回到家里，把烧饼丢给小五儿，饭都顾不得吃，赶快跑去告给小牛。这天晚上，枪声一直响到出太阳。中午过了，人们纷传着游击队昨夜攻入南关，日本人死得不少。又说从什么地方开来了大队，这时候正在到处捉人。老寿听了，暗自好笑。

　　“清明”到了，庄稼人忙起来。城里这几天闹着要夫要差，看样子又要“扫荡”了。大概是“清明”过后的三四天，小牛突然跑了来，叫老寿无论如何立时到城里跑一趟，一忽儿也不能耽误。老寿放下手中的锄头，拔上一小车菠菜，“吱扭吱扭”地进城了。天刚下过雨，路上没有浮土，也没有淤泥，他走得很快。

　　到了南关，看见街上乱哄哄的，有人有马。日本兵和“皇协军”，背着背包，提着枪过来过去。老寿心里“咚”地一跳，一直跑到王老大的店子里。照例是漫不经心地问：“街上为啥这么多人哇？”

　　“听说又要打仗了。”

　　“又要打仗了？在什么地方？”

　　“也许往西吧，刚才巡官过去的时候说，大概是往西。”

　　“真的，你没有听错了？”

　　“没有，清清楚楚的。你打听这个做什么呀？”

　　“我怕在我们近边打呀！”

　　老寿可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老大，招呼着我车子，去屙泡屎。”

　　不是玩的，听小牛说，小虎他们就在西乡住着呢。他们若是还不知道县里的情形，这还了得吗？几十几百条性命，这时候就系在他老寿一个人的身上了。

　　两步并一步，头也不回地向着自己的村子跑。他感觉后面也许有人在追他，可是也顾不得回头看。风在耳边呼呼地响。肚子硬得像块石头，鼻子张得大大的，眼睛只看着道旁的树木和前面的村子。“叭嗒叭嗒”的脚步声，好像有人在催他，跟着他跑。

　　好长的路啊！假使有人追住他怎么办呢？“不怕，我还有‘良民证’呢！”他一面跑，一面不时摸摸那个小东西。

　　原载《华北文艺》创刊号，194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