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大众传媒与民族文化保护

　　文化与自然相对，是占据特定地域的人们共有的信念、习惯、生活模式和行为的结合体，有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层面，文化的核心为精神层面，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风尚、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的主要标志，正如许嘉璐指出的，经济、科技落后会亡国，而没有了民族文化，就会灭种。同时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失去文化多元性的世界，对于人类是一个怎样的灾难。保护民族文化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全人类。

　　一 民族文化保护的严峻性

　　在信息时代，大众传媒与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日益突出，大众传媒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也更显巨大。随着科技的提高，卫星电视覆盖范围越来越大，这就注定了它天生具有庞大的观众潜力，也因此成为影响、改变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重要社会力量。而且不容忽视的是，这股力量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和限制了各国人民的知的权利。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俄罗斯、美国、阿拉伯世界等国家的意见基本控制在CNN、BBC、美联社等美国大传媒手里。人们看到的新闻必须经过它们的事先拣选和评判。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毫不掩饰地说：如果说美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是因为它是第一个传播发达的社会……美国的强大基础在于它对世界传播的支配，85%的文字和影像来自美国。”[1]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就把以电视媒介为前导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入侵看作是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它给世界带来了病菌、瘟疫和灾难。以色列前外长佩雷斯（1993）认为：对以色列人来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军事入侵，而是文化入侵，对他们的民族同一性来说，电缆电视要比起义更危险。印度作家理查德克拉斯达（1993）针对印度有愈来愈多的家庭使用碟形天线收看国际电视的现状不无担心地说：“卫星电视使印度人感到，印度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而西方文化都是那么美妙。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正在被摧毁。我们过去曾多次顶住了外来文化的入侵，但这次我不敢说我们一定能顶得住。电视的诱惑力太大了。”[2]西方文化对于我国文化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

　　第一，生活方式上的体现。西方生活方式在我国大众传媒中不设防地频频闪现，加剧甚至引发了中国受众对于西方物品、生活方式的喜爱，并由喜爱发展到崇拜。于是，中国人看京戏的越来越少，听摇滚的越来越多。俄罗斯驻华记者库里科夫发现，中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浓妆艳抹，衣服也越穿越少。他认为这些是受西方文化与西方审美观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吃肯德基麦当劳、穿嘻哈风格的服装、染金色头发被认为是酷，喝咖啡、开宝马被认为是时尚，而身着洋品牌服装则成为对阔绰、权力、潇洒的炫耀。在对由西方消费品的物质消费所组成的行为模式的挑选中，已渗进符号消费与精神因素。

　　第二，价值观上的体现。物质崇拜、生活方式崇拜的下一步则是精神崇拜。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如谦逊、忠厚、尊重师长被解读为无能、软弱、保守，而为传统文化所打压的傲慢、霸道、自吹自擂则被美化为自信自强。电视节目克隆现象越来越严重，内地克隆香港、台湾，香港、台湾克隆日本，日本克隆美国，西方理念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内地传媒生存、发展的指导思想。西方学者托马斯·麦克菲尔将新形势下的传媒文化侵略称为“电子殖民主义”，他说：“电子殖民主义寻求的是心灵，他的目的是通过眼睛、耳朵来影响那些消费了进口媒介节目的人的态度、欲望和信念、它们的生活形态、消费意愿或购买形式。观众在无意中学会了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导致了某种心智状态”。

　　第三，文化产品领域内的失守。在中国当前的文化市场领域里，最赚钱的文化产品大多数不是我们自己的。好莱坞的电影，迪斯尼的卡通，韩国、日本的流行音乐击败了我们的本土产品。1998年迪斯尼制作了取材于中国传奇故事的《花木兰》，故事虽然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情节，但被赋予了崭新的美国主义，片中的花木兰虽然还是代父从军，但是孝道已经变成了其次，而女性对理想的追求变成了一个主题，变成一个新的传奇。“我们传统文化的开发能力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与美国丰富的再创造手段相比，是那么的具有悲剧色彩”。我们的经济腾飞了，民族文化却不但没有振兴，还有一定程度的退化，“文化产品甚至到了需要救亡的程度。”

　　第四，国内形成的对西方文化过高评价的意见氛围与刻板印象。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说，现在国内有一种严重的崇洋媚外的思想，凡是西方的文化产品都觉得比我们的好，凡是韩国、日本的儒教文化就比我们正宗，自己轻视自己有时候到了可悲的程度。而事实上，“国内一些文化从业者乐于盲目地引进国外的文化产品，引进之后发现居然是我们自己的，比如说日本人的《西游记》、美国的《花木兰》，连《侏罗纪公园》，都是美国人参观了四川恐龙公园之后突发想出来的。”为了城建景观的崭新与领导政绩，历史文化名城浙江定海、河北保定等城市的老城中心区被剃头似地整体推平。其结果正如舒乙先生所说：“在我国，传统的房屋建筑形式迅速地在消亡，而新的建筑中中华民族的符号却几乎没有。这么大一个国家，由黑龙江走到深圳，房子是一样的。”

　　大众传媒在中西文化信息进出间的严重失衡，直接加剧甚至导致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全方位剥蚀、削弱、改造。由此不难看出我国民族文化保护局面的严峻与迫切。

　　二 保护民族文化的媒介对策

　　保护民族文化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统筹兼顾，既着重于媒体又不止于媒体，既照顾到当前又着眼于长远。大众传媒在民族文化保护上，主要是通过宣传关于民族文化的正确的政策、观念和报道社会各界采取的积极的对策的角度，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1.首先要大力提倡大众媒介从业人员学习、研究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深刻地关注民族的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在了解中国文化独特优势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发掘中国文化的魅力并努力加以表达。这可以说是一切基础的基础。道理很简单，要使民族文化不被外来文化所消解取代甚至还要走上国际舞台赢得展示空间，一个重要前提无疑是必须先了解民族文化包含哪些内容，然后才可以去考虑怎样使其具有能够走向国际的那种（些）可能性。这就像立志要让中医走向世界的医生，如果他们没有全面深厚的中医学基础，只靠一点令一般外国人感兴趣的针灸、推拿，就很难全面实践其美好的理想。

　　2.加大对民族文化的传播力度，积极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

　　（1）强化媒体的议程设置，突出民族文化在传播中的分量。

　　大众传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遗存、生活方式存留、精神观念存留与民族文化建设的传播要有长期与近期的规划，对中国古代建筑、京剧、地方戏、剪纸、年俗、传统节日、传统技艺等要有系统、持之以恒地介绍。各种大众传媒共同传播民族文化，讲求相互之间的配合。传媒要加强对中国文化的继承、整理、保护、建设与发展问题的讨论，让被教化层、表率层、决策层共同关心。传媒尤其要大力传播、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如“重义轻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这是民族文化保护的核心。

　　（2）保证民族文化信息在大众传媒活动中的质量和占据足够的份额。

　　民族文化内容要进入主流媒体、强势媒体，要在传媒的黄金时段、重要版位唱主角。以凤凰卫视为例：她在栏目定位上明确表现出她的文化视野，节目的设定也确实保证了民族文化信息的数量与质量：“封面故事”往往记以大陆之大事，“鲜时事”的报道中包括大陆、香港、台湾。“华人面孔”、“海外观”、“三地书”、“四地事”等几个栏目可以验证这一个涵盖大中华的凤凰宣言——凤凰是华人的媒体。[3]从事传统文化产业工作多年的黎园女士说“我们应该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主流传媒内容”。对于信报开辟专栏、专版致力于传播传统文化的做法，她十分赞赏。

　　3.创新民族传统文化，使其拥有现代形式

　　学者牛军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我们一些在国外拿奖的电影，表现的是一个老婆几个妾，大家争宠，给男人挠脚丫子，走路慢腾腾的，叼个水烟袋，这跟现代的生活节奏太不吻合了，怎么去推广？当代人喜欢的是俊男靓女，豪宅香车，节奏紧凑，情节复杂``````文化本身就有适不适合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总是拿陈旧的落后的东西去给外国人看，人家就认为那是中国的真实景观，等到你拍些现代的东西，又是照猫画虎，人家一看：这哪是中国大陆啊，这在我们印象里是香港呀。”因此，文化的传播也要考量内容、方式和包装问题，要以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来推介。要使传统文化有一个现代的形式，成为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苏炜在2004年第三期《读书》发表《灵魂的舞蹈》一文中介绍了台湾舞蹈节目《水月》在纽约布鲁克林“下一波（NextWave）”艺术节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林怀民在这部作品中“糅合了太极、武术、瑜伽、戏曲台步以及玛莎·格兰姆的现代舞姿等等复杂丰富的语汇元素而浑成升华出来的”。应该说这部作品的成功既因为其不容置疑的民族性，也因为其一定的“混血性”，但占主导地位的是民族性，“混血性”是为其民族性所用的。“西体中用”应当也可能成为民族文化具有“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内在可能性的一个当代准则和值得积极提倡的有效途径。

　　4.开辟对外宣传的新渠道，掌握网上宣传的主动权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媒介竞争的格局。与其他媒介形式相比，互联网的建设成本较低，而且新闻可以直接到达世界各地，对于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来说，互联网是一个比较经济的外宣手段。另一方面，互联网相对淡化了国家和民族的特色，在某一个ISP服务器中，可能会有数十个国家的网页同时存在，受众在接受信息时更多地会以事实和逻辑作为判断的标准，这就给世界各国一个平等的发言机会。而且，各国上网者都是文化层次和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类似于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互联网传播效果的显著也是可以预期的。2003年，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把中国互联网新闻宣传高峰论坛搬到了少林寺古老大殿藏经阁，因为他相信互联网是少林文化走向世界的最方便法门：“互联网快速发展，少林寺如果不能利用好这种新的交流方式，将会离世界越来越远。”

　　5.倡导运用经济手段保护民族文化。

　　大众传媒应当宣传、鼓励企业为民族文化保护事业捐款投资。但有些文化是不能推向市场的，以戏曲为例，一些地方性的戏曲品种，在表演艺术形式上，特别是唱腔、对白上跟当地老百姓的口语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的舞台艺术表演形式没有像京剧、黄梅戏、越剧那样有一套完整的符号体系，流传范围局限于或大或小的某个区域内，他们无法保持比较广泛的观众群，特别是在电视、影碟、电脑等新文化传媒的冲击下，与青年人的审美欣赏习惯已经疏离了，观众日益老龄化，人数也渐渐变少。对这些艺术形式，不能要求企业投资与它们将其推向市场，而是要将它们当作文化中的珍稀物种来对待，将其保护起来，当然要有一些人来传习和演出，以活体保存的形式让他们生存下去。就像日本的能乐、歌舞伎，他们作为本民族具有特色的表演形式，始终在公众中间有很高的影响，并且成为代表日本国家民族的、非常突出的文化符号。在保护的同时，还可以加强文化部门与旅游部门的结合，盘活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发挥他们的乡土文化功能和他们对人们认识当地文化特色所具有的作用。除此之外，还应尽可能地用电脑、多媒体、数码复制等高科技手段把一些代表性剧种的表演艺术形式保存下来。

　　6 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以开放和积极的姿态引进西方优秀先进文化。

　　保护民族文化并不等于排斥外国文化。我们吸收外国文化是汲取所长和其符合中国本土的部分，是为了在民族文化与优秀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历来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拥有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顽强生命力。而近百余年来中华文化的发展，也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排外、狭隘走向包容。这种包容的心态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文化优势，这种优势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将是中华文明产生极大的飞跃。所以我们不要为近期的某种文化交流格局中中国处于逆差地位感到过分的不安。包容吸纳的立场不能变，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思考，才能拿出更好的东西来贡献世界。赛义德曾经说过，任何想在现代文化的格局中寻求发展的文化圈层，都要学会“有意识地介入世界文化话语，并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承认边缘化的被压抑、被忘却的历史”。著名作曲家徐沛东认为：“如今，我们不仅经济大门打开，我们的文化大门也打开，这对我们了解世界更有好处，吸收外来文化，是为了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是为了把自己的文化介绍给外面，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有责任把自己的文化和外来文化相融合，做出更符合时代的中国文化。”因此，我们应当建立起积极开放的文化发展观念，将文化冲击转化为文化变革的动力，把握住自己对本民族文化发展与认同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从而真正参与创造一个丰富多样、平等繁荣的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平台。

　　7 积极组建自己的跨国传播网络，开展国际合作，发展壮大民族文化保护的世界同盟军。

　　我国大众传媒要切实改变以往那种消极被动的局面，努力创立和发展本国的传媒跨国公司，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各国的华人社团，积极在海外布点设台，与各媒介强国展开全方位的立体传播竞争，将中华文化更多地传播海外，让世界人民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从而扩大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2004年10月1日，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西法频道，这是中央电视台继CCTV-4（中文国际频道）和CCTV-9（英文国际频道）之后开办的第三个国际频道；2005年6月2日，CCTV.com西班牙语频道正式发布，负责人刘连喜说：“作为中国国家电视台创办的网络媒体，在全球化传播的今天应该担负起向全世界全面介绍中国的历史责任。通过文化进行交流，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尤其是那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4]

　　民族文化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今、利在千秋但又任重道远、困难重重的伟大事业。民族文化的传承也不能仅仅依靠少数专业传承者，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大量热心支持这些专业传承者的观众、听众和参与者，即要培养为数众多的民族文化的爱好者。但是,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中国在传统文化上，其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因此，“只要我们不站在历史的终点上，只要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做点什么，无论我们生活在世界政治中心里面还是外面，我们的文化前途都充满了希望。”（赛义德）

　　注释：

　　[1]刘长乐：《全球化、本土化和新文化——打造凤凰品牌中的文化三论》，《凤凰周刊》总第159期

　　[2]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122页

　　[3]王炎龙：《新闻制胜的十大关键词——盘点凤凰卫视新闻操作艺术》，传媒学术网，学术焦点05/06/15

　　[4]新华网：《央视国际推出西班牙语频道 正筹备法语频道》，05/06/03

　　[5] 孙旭培：《中国传媒的活动空间》，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作者：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传播学专业2004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