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要求采访付酬没错（名笔）

　　我本以为教授对要求采访的记者提出付费的要求，是天经地义的，根本就没有想到存在该不该的问题。不料，反对付费要求的人用语竟然那么激烈，且还都是些知名度颇高的专家学者。但把他们反对的理由掂量再三，我觉得没有一条是成立的。

　　据《京华时报》报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展江认为，教授接受采访要收费是“腐败向高校渗透的表现，应该受谴责。”他的“谴责”够严厉的，事涉“腐败”，岂止该谴责，更应该制止和查办呢。我一向敬重展江先生，对此论却不以为然。展江先生的理由是，教师与政府官员一样是“担任公职的”，“他们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钱，他们担任的是公共职能”。限于篇幅，本文不谈政府官员以个人身份接受采访，单说教师这种公职人员有什么法定义务接受采访呢？他们的公职只是完成学校规定的教书育人等任务，“公家”什么时候买断了教师的“八小时之外”？接受媒体采访与教授到各地讲学，与中小学教师假期做家教，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同样要花费时间、精力，同样需要知识准备，同样是“传播知识与文明”，只有面对大众与小众之别。通常人们认为教授泄题与考生做性交易，招生者以钱换分定录取与否，这类滥用职（公）权的勾当才是腐败；教授有什么能耐搞腐败强制媒体付费呢？

　　研修法学出身的陈杰人兄，明确断言：“在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教授没有义务必须接受采访，所以媒体和教授之间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是一种基于自愿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法律对采访费无能为力。”但他认为这些教授是利用当下“中国学术研究高度计划化和垄断化”的环境，以“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话语霸权心态，在索取不光彩的利益（见《南方日报》6月20日陈文《学术垄断造就“采访费”》），这话纯属想当然。现在，诚如易宪容先生所说，“由于现代知识的公共品性质以及它的共通性、渠道来源的多样性，知识或信息的替代性很高”，谁敢如陈兄所言“在这一领域，我就是最牛的人，不找我采访，你找谁去？”

　　我读6月21日《南方都市报》易宪容先生文章，看标题《采访教授是否付费该由市场决定》，以为他是不反对教授要求付酬的，细读文章却不是。他的文章有一个主旨是劝教授们要善于“经营自己的知识”，不要“仅仅看到一些直接的利益、短期的利益”，不要“只会做一次（性）买卖”；换言之，应通过接受媒体采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经营自己的“品牌”，获得更多的间接收益。这种技术层面推心置腹的话可接受也可不接受。但易先生显然认同媒体的“一个假定：你接受采访就是个人“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把你的“人力资本”培养了还要付费是不合适的。”我却不太认同这个假定。对电视台与电台的采访，卑微不如教授的我就是心存戒备的，并不想在那上面出名：即兴发言本来就容易出纰漏，它们还要删删剪剪，重新组合，弄不好断章取义反而败坏了我的名声。我知道有几位朋友就对自己在央视的出镜结果忿忿不已。有鉴于此，以“漫天要价”拒绝记者采访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宪法保障公民的休息权，有教养的人去串门前还兴电话预约征得同意呢，你凭什么强占教授自由支配的时间？人家接受采访，要点车马费、误工费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

　　前些年，我们曾参加单位组织的上街清扫垃圾、洗交通护栏的义务劳动；那动员令都是感动人兼威慑人的道德辞令。如今，取消了道德强制，上马路做公共卫生的都是志愿者。这应当算是观念的更新，时代的进步吧？为什么在知识产权领域，甚至在并非不追求盈利的新闻传播领域，教授还得受道德强制做“义工”呢？

　　鄢烈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杂文家。

　　《江南时报》 (2005年06月24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