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琼
一出戏成功上演之后，人们记住了演员，也记住了导演，比如话剧《纪念碑》，主演凯丽因此荣获当年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导演查明哲借此巩固在话剧舞台的地位。方家援手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翻译兼编剧吴朱红锐利的眼光，这部戏无从谈起。
深度，震撼力，激情，感动，是剧评家针对这出话剧频繁使用的关键词。《纪念碑》是我国引进的第一部加拿大剧作，关于《纪念碑》的赞辞多得无以复加，2000年首演至今，先后被国家话剧院、青岛市话剧院、福建人民艺术剧院等数次搬演。直到前不久举行的纪念二战戏剧月中，《纪念碑》在人艺小剧场重演，许多人还在询问：“《纪念碑》看了吗？”对人性的拷打，对责任的追问，深刻的揭示，严酷的反思，在一出只有两个人的戏里，表现恢宏深刻的题旨，在众声喧嚣的先锋戏剧的实验田里，《纪念碑》的“重”，正如田本相指出“这本应该让我们那些自称是‘革新家’得到启示的，让那些把小打小闹吹得天旋地转的人自惭形秽”。
正因此，在2001年的当代话剧创作研讨会上，组织会议的《新剧本》副总编王珏拉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介绍：“这是吴朱红，《纪念碑》和《安妮日记》的翻译，她的才华无法忽视！”即便没有最后一句评介，安静到只是微笑，简单到素面的吴朱红，坐在话剧界老中青三代众多有分量的人物如田本相、童庆炳、查明哲、孟京辉、袁鸿的中间，已经很特别。年长者不说，同列“青年”的孟京辉因《思凡》和《理查三世》的成功正处于上升期。质朴不变的袁鸿尽管寡言，但老成厚道中机锋可见，由他制作的《切·戈瓦拉》创造了当年商业话剧的票房奇迹。与他们的踌躇满志相比，是书卷气让我记住了吴朱红。
无论是《纪念碑》，还是之前的《安妮日记》，之后的《远去的家园》和《家有娇妻》，戏剧形式固然有悲喜之分，但思想性和严肃性一以贯之。作为上个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一代，对人本一往情深的关注，是吴朱红戏剧判断的标准。吴朱红的眼光或者标准，在实验话剧走进新形式主义的泥潭时，是镜子，也是希望。因此，几部话剧相继上演后，就有评论称吴朱红是“外国新戏的领军人物”。大家通过吴朱红的引介不仅看到了鲜活的当代戏剧作品，同步了解西方戏剧创作的最新趋向，而且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在表导演力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剧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敏锐的感受力，得益于其学院派的纯正的艺术品位。父母均是大学老师，吴朱红从小生长在清华园。书香气和校园剧社的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9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毕业时，吴朱红出人意料地选择到中国剧协工作。两年后，吴朱红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鼓励全世界有发展希望的年轻艺术工作者”而设立的“青年艺术家奖学金”，“在全世界公开选拔资助对象，当年800多人参加竞争，最终只有6人获此荣誉。我很幸运，榜上有名，作为访问学者赴加拿大交流戏剧文化。”重返北京时，吴朱红作为北京人艺的一员，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期———翻译的《纪念碑》和《屋外有花园》被誉为2000年“最激动人心的两部作品”；与张朝晖合作翻译、改编的小剧场喜剧《家有娇妻》由北京人艺演出，喜剧样式受到关注；为北京理工大学导演的“戏剧专场”，入选“第三届北京国际戏剧演出季”；《西方现代戏剧译作———吴朱红新剧译作集》近日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正是这纤尘不染的“好孩子”经历，让吴朱红对舞台倾注了所有内敛着的激情。“演戏曾带给我无比的快乐，演戏，曾在很长的时间里被我当成了戏剧的全部，点燃了我无限的向往和遐想，激发起长久而艰苦的行动……”站在舞台中央的吴朱红，从演戏，到翻译、编剧以及导演的多样的舞台实践中，进行着感情和思考厚积薄发的释放。手指每年捻过百部外国原创剧本，只有一两部能够进入“法眼”，吴朱红的挑剔或者说严格使她丧失了许多机会，这是理想主义性格的使然。因此，尊长如田本相也要感叹：“我敢说吴朱红是眼下中国罕见的一位青年戏剧翻译家。”不必急功近利，吴朱红不慌不忙，但是峥嵘已阻挡不住地展现。
《人民日报》 (2005年06月24日 第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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