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策略性差错探析　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另类风景线

　　内容摘要：本文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策略性差错的七种表现形式，即错印成原字的形近字、开天窗、用××代替读者心知肚明而又为当局所不能容忍的字词、断章刊登、注明被略段落、广告出错和登“更正”或“启事”。在此基础上，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出发分析了策略性差错产生的条件：新闻统制政策使策略性差错的产生成为必要，行政当局的统而不治或治而不力使策略性差错的产生成为可能，报刊文学中讽刺文学的发达直接影响了策略性差错的产生，而汉字的特征则为其提供了符号学上的保障。

　　一、什么是策略性差错？

　　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词条解释中，“差错”就是错误，“策略”是指根据形式发展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或者讲究斗争艺术注意方式方法。[1]因此笔者所言的“策略性差错”就是明知是错而故意为之的错误，具体而言是指自清末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垮台，在以“自由其名、统制其实”为特征的新闻传播极度不自由的情况下，新闻界的仁人志士们采用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反抗新闻不自由的斗争形式和方法。

　　本文的副标题为“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另类风景线”，但是由于笔者资料缺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文中所列举的资料基本上是现代史中的，尤其集中在中华民国时期。但是笔者坚信，策略性差错不是这个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中是普遍存在的。

　　二、策略性差错的表现形式

　　经过笔者的初步整理和统计，策略性差错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七种：

　　1.错印成原字的形近字

　　《西北文化日报》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三年期间是一张追求进步的报纸，一直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八项主张。1935年10月，蒋介石到西安视察，西安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以显赫标题和大幅照片报道这一特大新闻；惟独《西北文化日报》与众不同，只在次要位置以小字标题一过了之。更想不到报纸印成之后，读者突然发现这则不显眼的消息，标题“蒋委员长飞抵西安”的“蒋”字，竟误成了将军的“将”字。“将”字比“蒋”字少了一个头，“蒋委员长”便成了“无头”将军。[2]国民党政府有个外交官叫刘文岛，曾任驻意大利大使。此人粘粘糊糊，是个糊涂虫，许多国人对他颇有微词。一日，某报故意将“使”字错印成“便”字，如此一来，“刘大使”就成了“刘大便”，从此“刘大便”的外号就传叫开来了。[3]无独有偶，1940年，汉奸报纸《中报》的爱国刻字工人和排字工人将“日本阿部大使到宁”中的“使”字也改为“便”字，而且文中的“阿部大使”也统统错印为“阿部大便”。[4]此外还有报纸为了讽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有名无实故意将“大总统”错印为“犬总统”等。

　　2.开天窗

　　在和平年代正常时期，开天窗被认为是编辑的重大差错，是会严重影响报纸的形象和声誉的，甚至是会贻笑天下成为人们的笑柄的，但是在当时却是一种有效的斗争手段和方式。《新民报》在当时是一家影响比较大的民营报纸，政治上保持中立，比较追求进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现了抗日倾向，坚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拒绝国民政府给予的补贴。1936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新民报》的副刊《新园地》精心编辑了组稿，但被行政当局扣检，报社决定当日副刊全版开天窗，印有“请看新民报，言论正确消息灵通”的大字，并在右下角印有“稿件尚在审查之中，敬请读者见谅！”[5]《新华日报》也常常使用此办法，它经常把审查未通过的稿子的题目印在报上，下面印有“据政府命令不准刊载”的大字，其余为空白。这一招既使国民党新闻检查当局哭笑不得，又使读者可以根据标题猜测其大致内容，传播效果非常好。[6]

　　3.用××代替读者心知肚明而又为当局所不能容忍的字词

　　1936年8月16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由萧乾主编，萧乾想刊登陈白尘的独幕话剧《演不出的戏》的剧本，但里面有“东洋人”等字眼。当时上海实为日本占领，国民党政府统而不治，国民政府因担心该称谓会引起外交纷争而不准刊登，于是萧乾将剧本中的“东洋”两个字全部打成××，然后全文都刊登在了《文艺》副刊上，反响十分强烈。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因《大公报》刊登这个剧本，以“妨害秩序”罪向租界法院起诉，胡政之、张季鸾几次因此出庭受审，但因为萧乾将剧本中的“东洋”两个字全部打成××，最终胜诉。[7]《新华日报》此招也用得炉火纯青，它常常将稿件中被审查部门删除的字词以××代替印在报纸上，读者一看便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还可以根据句子前后的逻辑关系，推断出××所代表的原字原词或者其大概意义。[8]

　　4.断章刊登

　　断章刊登就是把文章分为几个并不能单独成立的片断分批刊登，通常情况下这是编辑之大忌，但在当时却非常有用。它可以把审查通不过的文章分得面目全非后通过审查，然后再告诉读者怎样把它们连在一块读。也就是所谓的“先化整为零再化零为整”的方法。1943年底和1944年初，《新华日报》的《新华副刊》的编辑就采用此法把中共的重要文献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刊载出去，并躲过了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在国统区的文艺界产生极大的影响，并为文艺阵线的团结统一和巩固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其意义之大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9]

　　5.注明被略段落

　　国民党当局实行严厉的新闻事前检查制度，所有文章发表之前都要呈送当局审查，所以许多文章要么被扣压，要么被删改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在审查中所删除的段落，进步报人想到一个对策，即在报纸上用括号加以注明:“被略几段”。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出现恶化倾向，身处重庆的《新华日报》处境十分艰难，许多社论被扣或被删改得面目全非。1941年12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纪念人类的伟大导师──列宁》，文有多处被删略。在原文被删略的地方，画上括号，括号内注明:“被略一段”，“被略二大段”等等，对国民党当局极端苛刻的新闻检查加以赤裸裸的暴露，使当局无可奈何，同时读者有可以通过文章的行文逻辑大致推断被省的段落的大致内容。[10]

　　6.广告出错

　　新闻界的志士不放过任何可以斗争的工具，广告也是他们大施拳脚的地方和舞台。在今天，要是广告出错必然会遭到广告主的斥责和索赔，并成为众人茶前饭后的谈资和笑柄，但在当时却是个好工具，因为检查官通常不会太注意广告。1940年12月4日上海汉奸报纸《中华日报》的爱国刻字工人和排字工人，在该报“大生赌窟”（汪伪政权时上海一个很出名的赌馆）广告中，秘密排上“打倒卖国贼汪精卫!”标语，次日报纸发出后，始行发觉。该报12月5日刊出“道歉”声明，说是“编印失检”，为“奸人”所乘，已向汪伪组织“宣传部”自请处分。其余各报大都进行了强势报道甚至进行了炒作，还将广告制成锌片照印出来，轰动了整个上海。[11]

　　7.登“更正”或“启事”

　　编校质量高低是衡量一张报纸质量高低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在今天，各个报纸都力求少登“更正”甚至力争消灭“更正”，因为这是证明自己编校质量的重要证据。但是在当时“更正”或“启事”也是一种斗争方式。具体操作是先让稿子通过新闻检查官的审查，然后事隔几天之后登上“更正”，添加或删除一些否定词如“不”、“否”、“非”、“勿”、“弗”等，使文章的意思朝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样一来一篇战斗檄文便可以顺利地躲过新闻检查。

　　三、策略性差错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在上文中，笔者比较全面和详细地探讨和分析策略性差错的表现形式，接下来笔者将挖掘和研究策略性差错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经过归纳和总结，笔者认为策略性差错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

　　1.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现代中国一直实行对新闻传播的钳制和统制政策，新闻自由极度缺失，使策略性差错的产生成为必要。

　　近现代中国对新闻传播一直实行一种钳制和统制政策，新闻自由极度缺乏，这主要表现在无论是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南京临时国民政府除外）都制定和颁布十分苛刻的新闻出版法规，并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首先看晚清政府。在清末第一部新闻法规出现之前，清政府对言论、出版的限制主要援用1646年制定的《大清律例》刑律中“盗贼类”中有关“造妖书妖言”（属“其恶已极，其罪至大”的“十恶”之一）的规定，来处理有关报纸的案件。其后，1906年7月制定了《大清印刷物专律》，1908年1月制定了《大清报律》，到1911年，新闻出版方面的法规有5部，各政府部门也出台了名目繁多的条令。常常以“诋毁宫廷”、“妄议朝政”、“妨害治安”、“败俗”和“诽谤”等名义处罚报纸，钳制言论。[12]其次来看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时期，政府围绕“宋案”和“善后大借款风波”制定了《禁售乱党机关报纸》、《报纸条例》、《修正报纸条例》、《出版法》；袁世凯死后，他的继任者制定了《报纸法案》、《查禁俄过激派印刷物函》、《管理新闻营业条例》，有时竟然把前清政府制定的已被南京临时政府宣布“一律无效”的《大清报律》和《钦定报律》也搬出来。[13]再次看国民党政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七·一五”反共以及以后的宁汉合流，国民党变得越来越反动。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极力推行新闻统制政策，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迫害进步和革命的新闻事业。从1929年开始先后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宣传品审查标准》、《新闻检查标准》、《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方法》、《图书杂志审查方法》等法律法规。此外还实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设立新闻检查所，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实行原稿审查制度，凡是要发表的稿件，必须先经有关部门审阅批准，否则不准发表。1927～1936年被查禁的书刊高达1028种。[14]沦陷区的伪政权更是变本加厉。在这种钳制和统制政策下，正义的进步的爱国的言论失去了正常的表达方式和渠道，这就使策略性差错的产生成为必要。

　　2.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现代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下，行政当局常常统而不治或治而不力，使策略性差错的产生成为可能。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现代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动荡和分裂的状态：战乱频仍，农民起义绵绵不绝，帝国主义对中国分而治之，封建军阀割据混战，侵略战争接二连三……这样一种动荡和分裂的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当局的统治力量，行政当局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常常是统而不治或者是治而不力，这自然而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上面提到的新闻钳制和统制政策。首先看晚清政府时期。鸦片战争（两次）、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戊戌变法等等，造成中央政府的统而不治地方政府（主要是省府）尾大不掉的局面，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令敷衍塞责推委行事阳奉阴违，甚至有些开明的地方大员鼓励给予报纸一定自由。其次看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直系、奉系及其他派系之间常年不和，相互混战，中央政府形同虚设，各系各派自以为是，就如同鲁迅的诗句“城头变换大王旗”形容的那样。法规、政令常常是早令夕改，而且根本就得不到贯彻执行。再看国民党政府时期。不同派系军阀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日本蚕食中国得陇望蜀，抗日战争持续数年，解放战争又耗数载。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有众多鞭长莫及的地域和许多薄弱的地方。特别是在1931年，中国竟然同时存在南京国民政府、北京军阀执政府和伪满州帝国中央政府三个中央政府鼎立对峙的局面。[15]可见当时社会动荡分割之程度。这种动荡和分割的社会状况，使得新闻钳制和统制政策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无法真正贯彻实行，从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该政策的作用、效果和影响，这就使策略性差错的产生成为可能。

　　3.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现代中国在文学特别是报刊文学方面讽刺文学比较发达，这直接影响了策略性差错的产生，并为读者会意策略性差错提供了条件。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比较浓厚的讽刺文学色彩，基本上所有有影响的重要作家都创作过讽刺文学作品。在讽刺小说方面，鲁迅的《阿Q正传》，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王鲁彦的《阿长贱骨头》，许钦文的《鼻涕阿二》，蹇先艾的《水葬》，台静农的《天二哥》，彭家煌的《莫校长》，叶绍钧的《倪焕之》等小说都是当时影响甚广的文学作品。在讽刺散文和杂文方面，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林语堂、孙伏园、川岛等人都不遗余力地创作讽刺散文和杂文，后来在周作人、林语堂、孙伏园、川岛等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创造出一种影响深远的“语丝文体”，它讽刺的笔法、反讽的叙述、揶揄的机锋自成一格调。谈笑自如，正言厉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且从题材和主题取向来看，形成一种社会——政治讽刺、道德——人生讽刺、风俗——文化讽刺三足鼎立的局面；并且从讽刺小说到讽刺喜剧，从“写实——再现体”到“寓言——象征体”，体现出一种广泛的社会批判意识。[16]这种讽刺文学的发达首先直接促进了策略性差错的产生。新闻是从文学母体中分化出来的，受到文学母体的全方位影响；记者编辑是从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中抽离形成的，受到文人的影响；讽刺文学的发达必然会影响记者编辑的思维和实践，策略性差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其次讽刺文学的发达为读者会意策略性差错提供的条件。正因为讽刺文学的发达，读者可以经常接触到讽刺文学，所以当读者看到策略性差错时能较快地理解和会意其隐藏的内含的意义，而不至于产生紊乱甚至感到气愤。

　　另外，汉字的特征为策略性差错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符号学上的保障。汉字作为象形文字有其许多与众不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恰恰为策略性差错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符号学上的保障。首先，汉字由诸多笔画构成，而笔画上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细微差别却能造成意义上的大相径庭天壤之别。如上文中提到的“使”字与“便”字。其次，大多数汉字都有偏旁部首，而这种特有的偏旁部首在有与无之间多一个与少一个之间能够传达一种特别的意义。如上文中提到的“蒋”字与“将”字。

　　总之，策略性差错以其独特的斗争方式、表现形式和特殊特征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上一道独特的另类风景线。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2004级研究生）注释：[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差错”词条在第129页，“策略”词条在第127页。[2]龚晓飞：《新闻差错类型分析》，载《写作》2002年第4期，第37页[3]龚晓飞：《新闻差错类型分析》，载《写作》2002年第4期，第37页[4]王文彬：《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881页[5]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第313页[6]王文彬：《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349页[7]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第338页[8]王文彬：《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339页[9]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第456页[10]王文彬：《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350页[11]王文彬：《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995页[12]赵志乐，陶喜红，孙卫华：《略论清末新闻法规》，载《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71页[13]倪延年：《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报刊立法活动及主要特点》，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9页[14]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95年，第252页[15]林道发，蒋文澜(主编)：《中国现代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198页[16]王卫平：《现代讽刺文学与鲁迅传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2期，第25-26页参考文献[1]方汉奇：《中国新闻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2]王文彬：《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3]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4]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黄瑚：《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郑 重 声 明

　　本论文是由作者本人独立撰写并完成的，没有剽窃、抄袭、造假等违反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侵权行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特此郑重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