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自编自演”的廉政举措难免成“秀”

　　在6月14日、15日的某地方媒体头版下方通栏刊登了《人民公仆承诺人民——我市10位科（局）级“一把手”公开承诺廉政》。“编者按”称：公开廉政承诺，这是我市构筑反腐倡廉惩防体系过程中的一次尝试，是我市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客观要求。让干部上媒体公开廉政承诺，固然是对领导干部的一次考验，但是群众对其是否践诺的监督，是更大的考验。

　　尽管自鸣得意的冠之“尝试”、“重要举措”云云，其实不过是自编自演的廉政秀，如此而已。而且，绝非创新——日前，成都市新都区83名新任领导干部接受了廉政知识测试，并首批签下该区廉政承诺书。据悉，根据该区纪委、监察局此前制定的《关于新任领导干部签订廉政承诺书的意见》，全区新任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都要签订廉政承诺书。你看，人家还有廉政知识测试，比你还高明吧？比你的还成“体系”吧？

　　笔者虽然孤陋寡闻，但见识的诸如此类的廉政秀却也委实不少。比如声情并茂的庄严宣誓：2004年某省级机关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班的77名学员举行隆重的宣誓仪式。面对国旗，77名新录用公务员在敬爱的周总理铜像前，在代表带领下庄严宣誓，表达自己终身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公仆的愿望和决心。比如动员领导干部的配偶担任“家庭纪委书记”，比如“廉政保证金”，比如推行所谓“公务卡”，当然，最多的是众多领导大人在主席台上发自肺腑感天动地的表扬和自我表扬，声色俱厉义正词严的“怒斥”、“质问”。每当看到那一张张正义的脸孔，在下就忍不住热血沸腾心潮起伏——多么“可爱的公仆”啊——你逗我玩儿吧！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努力将“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监督机制和“不必为”的奖励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可时至今日，“四不”机制全不见，廉政秀却屡屡上演，而且每每美其名曰“构建体系”，诸多时评家慷慨激昂地痛斥“作秀”之后总也忘不掉加上“要构建制度”云云，可这制度到底怎样就玄虚之至了。

　　腐败滋生蔓延的根源一言以蔽之：权太大。据最近某媒体报道，近年来，安徽省有18位县（区）委书记（或离任不久而犯罪事实集中在任内的）因卖官受贿等原因被查处。县委书记的岗位，似乎已成了腐败“第一重灾区”。是否第一，笔者不得而知，但县委书记“集权程度”相当高，政府的绝大多数实质性权力，比如行政审批、市场监管、资金拨付、人事安排等权力，均由他们具体行使却是事实。“集权度”越高，就越容易滋生腐败，这也应该是事实。

　　60年前的一段对话，近来被多次援引。1945年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提到“兴亡周期律”，大意是中国历朝历代总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毛泽东当时没有犹豫：“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遏制消除腐败的制度设计核心就是“让人民起来”，而“廉政秀”之所以丑陋，就在于“自编自演”。高薪养廉、公务用车改革、公务员退出补偿机制，等等，我不得不佩服某些领导和所谓专家，他们不但是运动员、裁判员，而且是足协、国际足联，玩儿什么，怎么玩儿，玩儿得怎么样，全由他们说了算，而所谓权力拥有者和赋予者，只能说说就算了。

　　说得好听一点，人民完全成了旁观者，而且，只剩下叫好喝彩的份儿。

　　如果我们的反腐措施不能解决公务员权力过大，风险太小的问题，反腐之路将永无绝期。丑陋的“廉政秀”还将演下去，不论它在“人民”眼中已经如何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