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收费公私之间要厘清界限

　　只要是划在线外的私人领域，接受采访、收费，是你自己的决定。是否腐败只涉及公领域，与私领域无关。一个人在政府机构签约做事，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有职务外的私人空间。

　　有报道说，今年年后，外交学院的一些教授，约定统一收取采访费，由此引出一些争论。采访费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媒体该不该给，二是个人该不该要。

　　在美国，媒体一向是私人产业，和政府不相干，完全受市场导向。因此，在媒体一方，是在简单地权衡经济效应。假如付出采访费，能得到高质量采访，能吸引大量观众读者，只要合算，就付出去了。付出去的，是私人公司腰包里的钱。只要愿意，没有什么不可以。

　　在中国，一般媒体都是政府出钱办，也就是纳税人的钱。那么，首先是应该有法律。也就是说，媒体的预算和使用要由立法机构批准，纳税人的钱怎么花，要有法律的执行细则。财务状况必须公开，接受监督。法律无明文禁止者，应该视作合法。

　　在个人收费这一头儿，在美国是自然形成的。媒体是商家，必然精打细算。如新演员初出茅庐，成名心切，媒体采访等于免费宣传，多半不给钱。几年一过，新演员成了大牌，人气高涨，媒体要采访，自有经纪人提条件。给不给钱按经济规律走，熟门熟路签合同，谈不上道德问题，也不伤和气。

　　在美国，专家学者是媒体采访的大头。不论国际上发生大事，或者国会要通过法律，社会有了大案，官员出现丑闻，诸如此类，通常会有一大批专家学者上电视、上报纸，发表专业评论。所以，有心守着个电视，跟踪几个大案评论，都能学成半个法律专家。

　　这些专家学者是媒体的重要支柱，只要他们本人不想义务劳动，当然是可以要求付费的。付不付，付多付少，也是基于双方的利益平衡。

　　对媒体来说，张三要价太高，就会设法去找同等水平的李四。专家学者，也是独立的个人，不会发生一些学者讲好开出同样价钱对付媒体的事。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只能独立地自己做选择。

　　张三可能是名人，对自己收费很有信心，开出高价；李四是新秀，希望多出场，少要采访费，甚至不要钱。媒体则在其间平衡自己的利益。最终，市场达到一个平衡。张三开出高价的同时，就应该独立承担被市场淘汰的风险，要求李四也做出和自己一样的反应，是在干涉他人自由。如果真的发生学者们约定共同要价的情况，只说明市场机制还不成熟，学者的独立人格也还没有养成。

　　和中国非常不一样的是，美国政府自己不花钱办媒体，所以，媒体邀约政治人物，他们通常会把它看做是免费宣传政府、政党和政治家自己的极好机会，往往求之不得。

　　媒体也邀请公职人员，如官员和公立学校的教授。

　　虽是公职人员，仍然有职务行为和非职务行为的严格区分。在每个单位，都有对雇员的职务要求。这些规定是一些非常详细的细则。在达到职务要求之后，出售你自己的知识、个人研究和时间，当然是个人自由。

　　如著名刑事犯罪学家李昌珏曾经是康涅狄格州警政厅刑事化验室主任兼首席鉴识专家。在本职工作中参与破案，接受记者采访，当然不能收费。这是职务行为。可是，他利用自己的时间，受邀参与他州辛普森案的调查，出庭作证或接受相关采访，都可以收费。在私人承接案子的调查中，如何利用假期是他和单位协商。假如他利用单位设备做实验，会有细则规定如何收费。也就是说，美国经过长期实践，公与私由明确的执行细则来划分。

　　单位会很清楚地让你知道，哪些研究成果属于单位，你不能用于谋私利。只要是划在线外的私人领域，接受采访、收费，是你自己的决定。

　　是否腐败只涉及公领域，与私领域无关。一个人在政府机构签约做事，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有职务外的私人空间。就是私人企业雇员也是如此，也同样有职务行为和非职务行为的明确界限。

　　以前，我们国家曾经一切工作机构都属于政府，不划出公私界限，随即任意规定不容许兼职，不容许业余兼课、业余设计，不容许利用个人时间增加收入，其实是无限制地扩大了职务范围，侵犯个人自由和私人空间。

　　拿一份工资，就整个人属于政府。在改革之后，又由于专业范围内缺乏公私界限的严格规范，专业人员没有随之形成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约束，出现了假公济私的空间。

　　如今中国出现采访收费问题，是因为媒体本身在变化中。现在媒体开始演变为有市场眼光、有竞争的经营机构。同时，社会也在变化。

　　市场机制无所不在，立足过去传统的做法，已经不可能。

　　在这个问题上，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界限划分，并不难，只要有诉诸制度解决的途径，有规范和细则。

　　林达

　　作者：知名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