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署廉政合同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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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上任先签廉政合同

　　《成都商报》

　　日前，成都市新都区83名新任领导干部接受了廉政知识测试，并首批签下该区廉政承诺书。据悉，根据该区纪委、监察局此前制定的《关于新任领导干部签订廉政承诺书的意见》，全区新任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都要签订廉政承诺书。据了解，这83名干部都是去年以来平级交流到新岗位或新提拔的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

　　廉政合同:反腐向腐败低头

　　胡海军

　　为了防止干部腐败，让干部签订廉政承诺书。即用干部的承诺来保证干部的廉政，这真可谓反腐工作的一大“创举”！我的廉政用我的承诺来保证，我承诺了，我就能廉政，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当初，成克杰、胡长青、杨秀珠不都在干部群众面前承诺过吗？

　　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反腐、防腐措施层出不穷，如领导干部记勤廉日记的制度，领导干部述廉制度，领导干部廉政谈话制度，还有个人财产申报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等。这些制度虽然不乏创新，但让人从中感觉到反腐工作似乎已经力不从心、黔驴技穷了。比如勤廉日记制度，对于一些腐败分子来说，如果干了违法违纪的事情，他会在自己的勤廉日记上一五一十地记载？你不妨翻一翻一些已经查处的腐败分子的勤廉日记，哪个不是勤奋赛如老黄牛，廉洁恰如桂林水？再如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腐败分子会在申报财产时说自己有几十万、几百万的资产？这些不是办法的“办法”，把干部廉政的希望寄托在干部自身的自觉、自愿上，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我相信，我们的一些干部思想觉悟还没有这么高！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我们就不能建立让“坏人无法任意横行”的制度，真正让一些想腐败的人不能腐败吗？

　　在一个又一个腐败大案被查处的同时，一个又一个腐败大案又出现。看看我们的一些制度，也就见怪不怪了。因为我们的这些制度建设走错了方向，实际上已经向腐败低头！

　　廉政合同值得推广

　　尤达

　　签定廉政合同是一件好事的。廉政已经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共识，纪检系统对腐败问题的治理也已经愈来愈转向于防范。记得有人说过，在法律到达不了的地方，是道德在发挥着扶正祛邪的作用。那么，成都市新度区83名新任领导干部签下该区廉政承诺着实是一项预防腐败的基本措施，是一项基本道德约束力。这份合同是那这些干部的信誉和前途来作担保的。因此，笔者甚至很以为这是一项值得推而广之的措施之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似乎不少廉政举措总是被某些网友目为“做秀”。近的有成都新度区的廉政合同、广安的长假报告单，远的则有某省的“清风扇”等等。每当这种时候，总是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在未有天才之前，我们需要培养天才的土壤。”

　　笔者以为，实行廉政亦如是。

　　诚然，上述招数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的产生。但是试问，世上既然没有“一药可医天下疾”的灵丹妙药，又怎么会有“一法可令天下廉”的方法呢？我国腐败现象的出现，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而在举国上下一起大力治理的情况下，廉政之风已经愈刮愈猛，廉政文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廉政合同的出现，是很合情合理的，甚至是水到渠成的。任何合同不到最后时候是任何一方也不敢保证100％得到履行的。所以，在所有的合同中不都有“责任追究”的条款嘛！要知道，订立廉政合同的意义就在于使尽可能多的干部尽可能少的犯错误，如果真的有人不履行合同，还有党纪国法来追究那些人的“违约责任”呢。

　　相较予追究犯错误官员的责任，远不如使他们不犯错误。各种各样的“廉政”招法，其实都是在发挥着教育和提醒的功效。

　　所以，希望那些人的棒子不要急着打下来，如果你不能“一法而令天下廉”的话。

　　廉政合同毫无意义

　　近年来，各地针对猖獗的官员腐败现象，竞相推出源头防腐新招，其中多数属真招、实招、猛招、狠招和奇招，但也有不少中看不中用的虚招、假招、邪招，甚至是观赏性大于实用性的花招。尤其这种先搞廉政测试，再签廉政合同的做法，在笔者看来就是毫无意义的秀招。

　　据国家工商局及商务部统计，我国每年的经济合同为40亿份，履约率不足30％。那么，这种廉政合同的履约率能有多高呢？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尚未成熟、社会信用机制不够健全、社会监督体系比较滞后的情况下，在那些不惧法律锋芒的贪官眼里，这纸脆弱的合同无异于一张承诺白条。其履约质量可想而知。

　　假廉政，几乎是所有腐败官员的特点。用无法即时监督、难以跟踪问效的“廉政合同”来约束其言行，简直太天真可笑了。如此反腐廉政秀，从做秀的角度来看，充其量算初级秀，将其推到贪官这些秀场高手面前，不仅毫无制度执行力，恐怕还会为他们的廉政表演增加一种道具呢。

　　如果仅听官员表白，还以为贪官皆为廉政好干部。他们让人大跌眼镜的翻船经历只能证明一个道理，即建立在道德层面无限信任上的廉政签约，是靠不住的。国外有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经济学大师哈耶克还有个理论: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出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这么多靠不住的贪厅长、贪市长早就提醒大家，不能把反腐防范机制的宝压在官员的自我评估、自我约束上。不在廉政建设的社会化监督上下工夫，离开“严法度、用重刑”的惩戒底线，用写保证书、签合同的花招反腐，廉风不劲，何以压倒腐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