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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5日09:29 南方日报

周刊　　文/申霞艳　　蒋寅　　《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读书》4/2005 　　其实，不止是写唐诗史成为问题，所有的文学史的书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后，文学史的写作及解读就成为一个频频遭到质疑的问题。这个问题原本严重，在宇文所安之后，变得尤为锐利而迫切。宇文所安就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与枯萎，凸显我们史家的狭窄与封闭。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盛唐诗》以及《他山的石头记》、《追忆》和《迷楼》中的部分篇章显示了一个外域汉学家的气度，尤其是其中关于文学具体的物质部分的思考让人大开眼界，这是我们以往极力漠视和遗忘的。文学史的生命究竟在哪里？在著名作家经典文本？在有名的文学运动？在轰动的思潮流派？是又不全是。其实所有的环节是息息相关的。总的社会环境就是土壤，作家好比一棵树，作品就像悬挂在枝头的果实，而文学运动、文学政策、文学生产机制、文学思潮流派恰如气候。引人注目的是果实，但是土壤给树提供营养，是树的种类决定了果实的品种，而树要开花，要结出成熟的果实来，则要依赖土壤、空气、阳光、水分甚至时令等多种天时地利的因素。文学史的生命在文学与历史心灵的融会过程中，在全部构成因素的起承转合之中，在于那些饱满丰润的细部，在于归纳容易丢失的部分。韩水法的《世上已无蔡元培》对我们迫切希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个有益的借鉴。著名的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的《作为“态度”的中国研究》一文很有意思，揭示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人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本身的意义。　　钟晶晶　　《第三个人》　　《花城》3/2005 　　小说原本是虚构，但在当下越来越成为日常经验的展览，原生态的真实似乎成了小说的一个评价标准，这似乎与塞万提斯的精神有所背离。钟晶晶的《第三个人》冒着丧失大众读者的危险有效地超脱了写实这一庸常的标准。虽然也给了一个越狱的幌子，但文本的核心在于书写与身体同在的灵魂。情境非常荒诞，在戈壁荒漠、生命随时受饥饿威胁的环境中，人性还原为动物性，所有的一切所为只为苟延残喘。就是在这样人人自危的处境中，身体本能地提出要求，而灵魂勇敢地摆脱身体的限制追求着灵魂的纯洁，来自医生妻子的大爱最终拯救了我，给了我走出去的希望。尽管在故事的起承转合处依然有一些生硬的琢痕，但到底有着虎虎的生气。　　张柠的《农民的姿态、表情和声音》虽然是理论文章，但文笔俏皮，语言颇有快感。乡村这片最为广袤的土地在张柠的笔下得到了比很多散文家、小说家更为有效的表达，因为张柠的理论来自他的观察，来自他切身的生活经验。一方面他对乡村每况愈下的公共设施建设有所忧虑，另一方面，他对我国长期的农业社会积留在农民身上的劣根性有清醒的认识。在我国目前，还没有谁能够彻底地与乡土割断血脉联系，读读张柠的“乡村经验”栏目，能找到黑色幽默的感觉。崔卫平的《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延续了她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贯的思考。　　周国平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人民文学》5/2005 　　当我们坐在空调房里，隔着防盗网，无论怎样探头也看不到阳光，我们才恍然疑惑到底有多久我们不曾承受阳光的照耀。都市化也即现代化的过程竟然是让我们越来越远离温暖的阳光、清澈的水和透明的空气！我们一定会一边唏嘘一边回响起第欧根尼两千多年的前的话“不要挡住我的阳光”！那是一个哲学家对一个帝王说的话。亚历山大大帝听了第欧根尼的话的反应竟然是:如果我不是帝王，我就要做第欧根尼。多么美好的一个故事。犬儒派哲学的某些言行因为过了度而不太被重视，这个学派的价值也未能得到充分的阐释，但是其提倡的简单生活原则，对心灵自由的重视在物欲横流的季节越发具有价值。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第欧根尼一样尊重自然的赐予，都能够过最为简单的生活，不为外物役使，不为名利役使，不为虚荣役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就会更为丰富，精神气象就会更为阔大。只有当人能够彻底反省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人类的尊严才能够得到拯救。　　盛可以的短篇《惜红衣》正好描述了今天丧失尊严的故事，具体的物质利益让人变得猥琐卑下、斤斤计较。董葡萄为了帮父亲谋个差使而动用身体向两个道貌岸然的男人唐顺之和张家玉求助，在得到虚假的承诺之后董葡萄献身唐顺之，而唐顺之在得到她的身体之后，告诉她的是:可以将她父亲安排在张家玉的公司里，并让她吊足张的胃口。在盛可以的笔下，时常会有零度的身体出现，身体主动放弃尊严算计着交换价值。头条陈忠实的小说《娃的心　娃的胆》下面打着纪念抗日胜利六十周年之类的字样。　　杨春时　　《贵族精神与大众文化批判》　　《粤海风》3/2005 　　论文针对当今消费时代的文化现象，提倡贵族精神，重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作者将我国20世纪的历史和西方的现代史进行了简要的对比，认为我们五四引进的现代性，主要是引进了世俗现代性，而没有同时注重引进反思、超越的现代性(哲学、宗教、艺术对现代性的批判)，对自由理念没有足够重视。　　作者在今天提出这个命题是有价值的。但在论述的过程中，作者混淆了一些基本的观念，比如作者以张艺谋电影为例，认为艺术片《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商业片《英雄》、《十面埋伏》不同就可以看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绝对优势。我不这样认为，首先艺术片和商业片的命名就缺乏科学依据，商业片的概念根本无法成立，翻看电影史，从它诞生之日它就是商品，它和图书等其他艺术品在这一点上是不同的。另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并不能因为其面对的对象不同而意味着高下的价值评判。我们批评大众文化的流弊的前提是不能歧视，只有舍弃了简单的价值评判立场才可能深入地研究，批评才可能有效。刘斯奋和谭运长的对话《“道”“器”之辨与文化自信心的重建》在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强调现代化进程中建立文化自信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阅读胡平的《中日文化的吊诡》感受弥深，沉默的历史总是比简单地泄愤告诉我们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