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藏羚羊至今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护已经成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一面旗帜。10年前，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走进可可西里，开始为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护进行呼吁。

　　本书是绿色江河志愿者在可可西里的亲身经历。真情实感铸成的文字，他们的讲述让读者能触摸到可可西里的真实。

　　我的志愿者生活

　　许永松：现就职于中央电视台，任编辑，2001年1月至4月特别志愿者，在就读研究生期间，申请休学一年，前往可可西里，累计志愿服务一年。

　　2000年6月3日，我下了火车，背着背包来到野牦牛队在格尔木南郊的驻地。在格尔木完成1个星期的高原适应之后，我就搭上仁青和尕玛的吉普车，前往野牦牛队设在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边的哨卡。同行的还有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和人类学学者杨建华，奚志农这趟来主要是为了拍摄藏羚羊产羔。

　　每年6月，怀胎的藏羚羊都会千里迢迢赶到青藏高原腹地几个固定地点产羔，卓乃湖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届时有成千上万只母羊在此聚集，场面非常壮观。但盗猎分子也经常在这个时候进山偷猎，一旦得手就会有数百甚至上千只藏羚羊被猎杀。从1996年开始，每年产羔期野牦牛队都在卓乃湖附近建立哨卡，对周围地区进行控制和保护。对我来说，那里就是前线。

　　卓乃湖哨卡搭建在一条溪流边上，就一顶帆布帐篷，海拔4500米左右。由于一路上陷车耽误了时间，我们第二天下午4点多才赶到。溪流对面远处的山坡上就有藏羚羊。我们几个因为见到了藏羚羊而兴奋，卡子上的江文扎西和桑周也因为见到我们而兴奋，那天晚上，7个男人挤在本来只够5个人睡的帐篷里。

　　2000年6月17日，奚志农要回云南。杨建华也要去兰州，尕玛和江文扎西要去看病，桑周则要下去探望他母亲。他们的车走后，哨卡上只剩下我和仁青。

　　晚上，发电机关闭后，帐篷里一片漆黑，周围寂静无比。仁青照例会讲他们反盗猎故事。而我却总是走神，将小口径步枪放在身边，一遍遍地清点全部的四十多颗子弹。什么时候会是我的第一次战斗？

　　6月20日深夜1点多钟，仁青把我叫醒，他听到有汽车的声音，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盗猎分子！从帐篷的窗户望出去，我们看到了车灯的亮光，依稀有两辆车向卡子驶来。

　　“怎么办？”摸着黑，子弹上了膛，我问仁青。

　　“走，上去看一下！”穿上外套，拿上了所有的子弹，我们就迎着灯光走了上去，有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豪情。我的心怦怦直跳。

　　仁青关照我说：“他们可能已经看到我们了，如果他们开枪，你就马上卧倒，不会有事的。”我反而开始害怕，想要给自己壮壮胆子，问仁青能不能先朝天放上几枪。仁青不让：“上坡再说。”

　　爬到坡上，找到有利地形，仁青好像松了一口气：“这么多车，应该不是盗猎分子。”好家伙，居然有4辆车，我有点晕了。

　　这4辆车的车灯同时熄灭了。月光下，四个黑乎乎的车影，显得格外可怕。

　　仁青开始喊话：“你们是干什么的？”

　　对方没有答腔，一辆车的车灯重新亮了起来，依稀看到车里出来一个人。

　　我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发现是虚惊一场——这些人和治多县地矿局签了合同，是到可可西里捞卤虫的。

　　第二天卡子上热闹非凡，梁书记带着队伍顺着昨天这帮人的车印子追了上来。晚上12点奚志农和杨建华又返回来了。临睡前，他告诉我，在格尔木的几天里，他和杨建华看过野牦牛队的账本，所有的捐款开支都列得清清楚楚，没什么问题，弟兄们的疑虑也基本上消除了。梁书记还同意，由我在网上公布野牦牛队的账目情况。这可真是好消息！

　　挣扎在大喜大悲之间

　　2000年12月14日，野牦牛队毫无争议地荣获了中国环保奖金最高的“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奖金30万元。颁奖现场，梁书记宣布30万元奖金将全部用于可可西里藏羚羊和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千里之外的野牦牛队队员也聚集在我小小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前收看现场的网上直播：“现在好了，终于又可以进山了，我们这次一定要把可可西里好好地看个遍！”

　　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周后玉树州打来电话，要求梁书记立刻去州上。直觉告诉我们，一直担心的野牦牛队撤并终于要来了。

　　梁书记刚从北京回到格尔木，就和靳主任、吕长征带着我赶往玉树。整整两天，走了1600公里颠簸的山路，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去接受一个决定：撤消野牦牛队，部分正式职工和全部临时工并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当天晚上，我在玉树的结古镇大醉大哭了一场。

　　梁书记和靳主任却相对平静：作为地地道道的政府派出机构，野牦牛队从领导到队员都无条件地接受上级的安排。队员们也早已明白，既然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在几年前就已经成立，野牦牛队撤并只是早晚的事情。

　　回到格尔木，撤并工作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

　　撤并完成后，队员们来到昆仑山口索南达杰的纪念碑前，给索书记献上哈达，敬上酒，在零下30摄氏度的瑟瑟寒风中，全体队员在碑前宣誓：“不管人在哪里，都愿继续为藏羚羊的保护流血流汗！”

　　5年前的他们，每人凑了300块钱，买了必须的帐篷、食物，在西部工委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带领下来到可可西里的时候，也有过一次保护藏羚羊的庄严宣誓。

　　5年多的2000个日子里，在常人几乎难以想像的艰苦下，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巡山上百次，抓获盗猎藏羚羊团伙92个，收缴藏羚羊皮八千多张。在反盗猎的斗争中，有人牺牲了，有人离开了，但29名弟兄坚持到了撤并的那一刻，坚守了当时的诺言。

　　这5年中，辉煌、敬意、谣言和误解伴随着野牦牛队。

　　最初的责难是由于野牦牛队出售缴获的藏羚羊皮张。从表面上看这是难以原谅的。按照西部工委成立初期与治多县政府的约定，野牦牛队通过对金矿的管理收取管理费和资源费，来筹集反盗猎资金。1996年，由于目睹了采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扎书记坚决清退了可可西里内几乎所有的采金人员，这等于断了自己的经费来源，野牦牛队的经济状况因此更加糟糕。万般无奈之下，扎书记才决定“以赃治盗”，用卖皮子的钱维持反盗猎。1998年北京演讲期间，扎书记向有关部门专门解释了相关情况，并表示只要有起码的财政拨款，野牦牛队坚决停止“以赃治盗”。遗憾的是，在扎书记回到家乡玉树的第二天，就在家中因为近距离中弹去世，壮志未酬。扎书记去世之后，野牦牛队开始收到社会较大金额的捐款，梁书记果断地停止了藏羚羊皮的出售，将后来缴获的藏羚羊皮全部销毁或封存。

　　随后，一种细小又值钱的浮游生物———卤虫，又成为对野牦牛队发难的依据。2000年年初，野牦牛队巡山时，在鲸鱼湖附近遇到一辆吉普车，来人是进入可可西里捕捞卤虫的，他们手中有和新疆某机构签订的捕捞合同。由于担心这样的捕捞会对环境产生破坏，野牦牛队将这辆吉普扣留，等待上级的处理意见。一起进山的《中国环境报》记者还打算将合同的副本带回北京，准备将捞卤虫的事进行曝光，以杜绝此类行为。但回到格尔木，治多县的指示却是无条件放人。然后，治多县专门派出地矿局的几位领导来到格尔木，经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同意后，和几位老板签订了鲸鱼湖、移山湖等湖泊的卤虫开发合同，总共收取资源费近30万元。

　　而作为治多县委的派出机构，野牦牛队无可推托地要承担维护湖区治安、保证开发者“合法”利益的责任。但卤虫开发对于湖区环境的破坏是明显的，正是地方政府某些人的这种短视行为，给野牦牛队的声誉造成了极大损害，也使有关部门下了撤它的决心。

　　我只能选择离开

　　2000年12月底，也就是在野牦牛队撤消的这一天，“绿色江河”酝酿已久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志愿者机制正式启动，保护站迎来了第一批志愿者，他们将在保护站工作1个月，然后由下一批志愿者接替。我作为一个特别志愿者加入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志愿者行列，度过我在可可西里最后3个月的时光。

　　2001年1月底，可可西里迎来罕见的沙尘暴，连续数日。在野外调查的过程中，沙子打在脸上比刀割还疼，天地一片昏黄，好几次差点把我刮走。第二天沙尘暴继续，下午杨欣接来了2月份的志愿者，他们在沙尘暴中赶路，车子的前挡风玻璃都被沙子打成了毛玻璃，车身油漆剥落，反光镜破碎。

　　2月份开始，保护站的吉普车故障不断，给工作添了巨大的麻烦。修车和志愿者的交接工作，让我每月都要回格尔木几趟。没有转到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几名林业派出所的干警和梁书记、靳主任都在准备回治多县。治多县派来了官员接收野牦牛队的财产和武器，气氛悲壮。

　　3月2日，我听到了野牦牛队3位队员被抓的消息，他们分别是靳主任、吕长征和彬巴，另外还有当时没在格尔木的5位队员也已经被批捕，原因是1998年3月他们一起卖掉了94张藏羚羊皮。很早以前我就听到过这件事，当时，队员半年没有拿到每月210元的工资，于是，靳主任不经扎巴多杰同意，作出这个决定，并将钱分给了那次进山的人员。扎书记知道这件事以后，马上电话请示了上级有关领导，经同意后在单位内部进行了严肃的处理，让他们退回了全部款项，还罚了款。彬巴拿到钱以后还了以前的债务，所以退款和罚款都在以后的工资里扣除，直到野牦牛队被解散以前，他都没有拿过全额的工资。

　　无奈的是，我知道，从纯粹的法律角度来看，这几个队员确实是违法了……

　　最后被捕的有9名队员，最可怜是他们的家属：彬巴、尕仁青、吕长征、扎西才让4个人都已经成家并且有一到两个小孩，除了他们的工资，家里再没有任何收入，彬巴不到1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又病了，大夫诊断说要到海拔较低、医疗条件较好的城市开刀。

　　这时我也身无分文了，只得向关注支持野牦牛队的朋友们发求援信，我将这些队员的处境和彬巴孩子的病情通报给他们。我的求援邮件被着急筹款的好心朋友公开贴在了网上。最后收到的捐款是10470元，给9名被关押的队员家属各送去300元之后，剩下7770元给孩子治病。

　　我知道自己该离开了。“绿色江河”从成都派来的专职管理人员高兴地到达保护站接替我的工作，最后要做的几件事情是安排好3、4月份志愿者的交接，把捐款交到生活困难的队员家属手中，带彬巴的孩子去西宁治疗。

　　除了彬巴和扎江因另案被判刑以外，其他被捕的7名队员最后相继被判缓刑释放。除了靳主任退休以外，其余队员又都回到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继续藏羚羊的保护工作。

　　《江南时报》 (2005年06月25日 第二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