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传统、学术自主与中国问题意识

　　我们不妨放心大胆吸收利用外来知识，但前提是，要有一个中国问题、中国关怀、中国视角的基本思考前提，要有一个注意考察其“所以然”、因而灵活汲取其思想方法而不是全盘照搬其知识体系的习惯。

　　在近期发生的“国学”与“传统”争论中，对文化保守主义持反对意见的一派，借由“复兴传统”有碍“现代性”在中国的生长发育，继而对前者所说的本土知识与学术自主，也表达了嗤之以鼻的感情，认为在中国自身文明传统中，实在开发不出多少有用的“硬”知识，来为今天具体的中国实践服务。

　　笔者对此看法不同。实际上，今天在中国谈论学术自主，已经不再如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学术自主是国家自主的一部分，无此一个国家就不能从精神上真正自立。

　　我们需要关注和努力去做的，也许应该是另外两件事情：其一，适度恢复本土学术和知识传统的权威性，不可继续奉行文化虚无主义；其二，改变引进外来学理和制度时，不问具体情况、盲目照搬照套应用到中国现实的流弊，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前一件事情在此不想多说，想说的是后一点。自一个半世纪前林则徐放眼世界到如今，外来知识在中国的受尊重及介入中国人生活的深度，早已毋庸置疑。现在的问题其实已不是“外来和尚”能不能在中国念经，而是“外来和尚”飘洋过海到中国后，该如何念经。恰恰在这方面，一代代中国人都做得并不理想。

　　笔者所在的国际政治研究场域，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典型。这门学问是最近二十余年间，才在中国大陆兴起，身在此一知识场域中的学者们，按一位同仁调侃说，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西方思想在中国人头脑中轮番跑马”，引入外来学理是为主流。最近一些年间，也有一些人开始反思，认为要建设中国自己的国际政治学，但普遍又感觉无从下手。所以国际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现状，今天还基本是直接引用外来知识，最近听说，一些重要大学的国际政治教科书，索性都彻底就用英文原版书了。其中意味可想而知。

　　将外域知识照搬到中国来，结果如何？当然不会一无是处，但明显不过的事实是：经由中国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国际政治学学生，中国问题意识之缺乏、处理发生在非西方世界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解释能力不足，叫人不能不说是触目惊心。前些日子一位在某名牌大学就读的国际政治学年轻博士生，给我传来一篇关于主权让渡问题的文章相与交流。应该说文章写得不错，可惜，怎么看它都像是一篇欧洲或者美国学生所写的关于西方国家间关系问题的文章，而与中国的世界交往特别是与非西方国家交往，到底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却根本没有想到要去触及。

　　以这个问题来论。近些年来，中国一些学者一提到“让渡主权”，就会想到西方对中国的“文化霸权”。实际上，主权让渡对中国来说，已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一大问题，完全固执于现代而传统的民族国家概念，确实不利于中国的世界交往。但是，在两种情况下谈论主权的让渡，会有“霸权”之嫌：其一是，用纯粹西方的知识框架理解“让渡主权”；其二是，只局限在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往空间范畴来理解“让渡主权”。

　　其实，如果换个角度，具体化到中国与东亚世界交往的空间范畴，在其中来谈主权让渡问题，是不是还会构成“霸权”呢？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一方面，中国与东亚世界之间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及因经济发展而使彼此间关系复杂性的提高，需要中国正视与这些国家间互相让渡主权，以增大合作、减少摩擦、相互实现更大利益。另外，从知识的角度来说，它也有可行性。中国与东亚世界的传统交往，与欧洲世界内部有着十分的不同。这些不同当然不可能在今天完全复活，但东亚国家之间殊异的传统交往经验，包括国家权利互动中的一些原有制度和框架，又未必不能为今人提供有益的启示。

　　“主权让渡”理念在西方出现，有其特定时空背景，中国人如果照单全收这一套理论，难免有时会生出抵触情绪，而如果知其所以然，了解其中的知识源流，则又可以“活学活用”、使它呈现出另一番知识图景。所以有时想想，外来知识与本土知识，在中国的争论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应该说与中国学者们的思想惰性，也不无关系。照搬照套外来事物不仅知识上正确、可以更好地实现利益，而且不致引来“保守”“封闭”的指责声。反之，却很容易就背上这种名声，而这种名声在晚近以来的中国社会里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

　　学术自主无非是要养成关注中国问题、将外来知识具体语境化的习惯，当然不等于排斥外来知识。我们不妨放心大胆吸收利用外来知识，但前提是，要有一个中国问题、中国关怀、中国视角的基本思考前提，要有一个注意考察其“所以然”、因而灵活汲取其思想方法而不是全盘照搬其知识体系的习惯。令人遗撼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预设，在中国还实在没有普遍成为问学者的自觉意识。

　　程亚文

　　作者：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