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樊市襄阳区张湾镇张湾村，地处襄阳区的中心城区，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袁光海原系张湾村的村支书、村主任、镇人大代表。“红顶”之下，掩盖的却是一个“黑老大”。自1996年袁光海任村干部以来，广罗社会渣滓，鱼肉百姓，疯狂敛财，为害一方。今年1至3月，襄樊警方将袁光海黑恶势力团伙15名骨干成员一网打尽（6月25日《现代快报》）。
从报道看，袁光海黑恶势力团伙打骂村干部鱼肉百姓、践踏法制、非法敛财等罪行令人发指。引起我特别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村支书成为“黑老大”得益于其行贿换来的政界背景、官场靠山。1992年以前，袁光海在外倒腾农副产品，因不善经营，连年亏本。一番折腾之后，他希望走上“仕途”。在张湾镇个别领导的“特别关照”下，1995年，袁光海顺利入党，次年又任村副主任、主任。1999年11月，村委会海选。袁光海自知难以与竞争对手抗衡，便组织一批“混混”捣乱，致使海选流产，袁光海得以连任村主任。2001年2月，慑于袁光海的淫威，原村支书王代凤被迫辞职，袁光海如愿接任。据警方介绍，袁光海从村里“借款”29笔共46.6万，大都用于给上级领导送礼，以打造政治靠山。令我遗憾的是，让村支书成为“黑老大”的“个别领导”姓甚名谁？是否问责？承担何责？报道却或避重就轻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无从得知。
我之所以要弄清“个别领导”、“一些上级领导”究竟是谁？一来是因为村支书成为“黑老大”，“个别领导”、“一些上级领导”“功”不可没咎不可辞，在袁光海的发迹史中，“一些上级领导”发挥了铺路驾桥的重要作用。倘若说自身素质“黑”是村支书成为“黑老大”的内因，背后贪官“黑”则是村支书成了“黑老大”的外因。二来是因为如果不连带追究“个别领导”、“一些上级领导”的责任，就不足以立党威正法纪平民愤，就不足以对后来效仿者形成引以为戒的镜鉴和悬崖勒马的威慑。三来如果不打破砸烂村支书成为“黑老大”背后的保护伞和利益链，就难以保证“个别领导”、“一些上级领导”良知发现立地成佛，进而下不为例不再贪赃枉法违法乱纪，就难以保证村支书成为“黑老大”无有下次。
令我忧心的是，目下，村支书成为“黑老大”、“黑老大”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黑色幽默绝非个别现象。在我看来，让村支书成为“黑老大”个案绝不仅仅是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刑事犯罪问题，其背后还暴露出当下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监督形同虚设、官员贪赃枉法、人治践踏法治的政治问题和黑社会性质犯罪愈益走向“红顶化”的社会问题。因此我认为，对村支书成为“黑老大”这一案件，绝不可以就事论事，以“警方将袁光海黑恶势力团伙15名骨干成员一网打尽”就算大功告成而草率画上句号，更应揪出涉嫌违法乱纪的“个别领导”、“一些上级领导”实施问责，该纪处的纪处，该法办的法办，还须将问责结果公开曝光，给受害对象和公众一个明白交代。相形于前者的法办，后者的问责更具警示意义和御后价值。完后再在教育、制度、监督层面补齐被贪官污吏们损坏的“短板”，这恐怕才是速效显效疗治村支书成为“黑老大”的本方。(稿源：红网)(作者：陈庆贵)(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