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不再沉默 我国立法对性骚扰说“不”

　　据新华社电26日，随着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性骚扰这种在社会上受到极大关注而又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问题，首次进入我国立法者的视野。“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受害人提出请求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草案的三个条款，在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清晰而又明确地对性骚扰行为说出了“不”字。

　　首次对性骚扰作出禁止规定

　　专家表示，在我国，刑法等法律的规定对于大量存在的一般的性骚扰形式并不适用；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又偏向于公共场合，对隐蔽环境中的性骚扰缺乏有效的惩处。正是由于性骚扰这一概念此前没有明确进入立法视野，导致现行法律针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太过原则，可操作性差，让法院、公安部门等在处理性骚扰案件时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而“这部法律草案的三个条款，是我国立法史上首次明确对性骚扰说‘不’，填补了我国法律方面的一个空白。”

　　立法可望减少性骚扰

　　长期以来的无法可依，让许多受害者被迫选择沉默，即使勇敢走上法庭者，也难以真正实现维权的愿望。时至今日，全国有关性骚扰的诉讼不足十起，且绝大多数以受害者败诉而告终。2001年7月，陕西省西安市某国有公司一名30岁的女职工童某将其所在公司的总经理推上法庭，这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起性骚扰官司。童某诉称，早在1994年公司总经理就以将她调到好的部门工作为诱饵，在办公室里对她动手动脚。在她拒绝后，总经理开始在工作中处处对她进行刁难，甚至停止她的工作，并无故扣发她的奖金和福利。2001年，法院最终以缺乏证据驳回童某起诉。专家认为，“性骚扰对女性的伤害，有时候并不表现在身体上，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伤害。草案对性骚扰作出规定，彰显出我国法律更加人性化。”草案首次明文规定禁止性骚扰，正是向社会公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性骚扰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这将有力地震慑性骚扰者，从而减少性骚扰的发生。”

　　禁止性骚扰，用人单位有责

　　专家对草案中的“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这一条款给予高度评价，因为“有关性骚扰等性别歧视的问题，真正诉之法律是比较困难的，裁定也很不容易。即使解决了，当事人也不好在原单位待下去。”山西青年女工余某的遭遇验证了蒋永萍的判断：面对公司车队队长的性要求，她两次严厉拒绝。此后，她开始遭到刁难和报复，对方不仅继续以黄色语言骚扰，还在单位散布流言蜚语。尚未成家的余某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生病、自杀未遂，又被假造旷工情况，强迫调动，最后解除劳动合同，导致生活没有着落，全靠低保和七旬老母的接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跨国公司在其本国的公司管理守则中，几乎全部都有关于禁止性骚扰的规定，且有非常严格的配套管理措施。但这些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规定，理由是：中国法律里没有禁止性骚扰的规定，他们在中国的所有管理条例必须在中国法律框架之下制订，不能超越法律。

　　性骚扰官司：取证难将同样存在

　　此前有限的几起性骚扰官司中，取证一直是困扰受害者的一大问题。2003年，北京的雷某以维护名誉权为由指控其上司焦某对其实施性骚扰，最终因法院认为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焦某对其实施了性骚扰而被驳回。即使这部法律草案最终获得通过，性骚扰的受害者要想通过打官司讨回公道，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难题。曾经接手过几起性骚扰诉讼案的上海律师丁伟晓对此深有感受：“由于性骚扰多发生在私密的场合，言语和身体接触很难留下证据。”此外，有关的调查也表明，尽管女性是性骚扰行为的主要受害者，但男性中也有一些人遭受过性骚扰。如何保护男性不受性骚扰的侵害，也同样是今后立法中应该加以考虑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