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两封佚信

　　最近，有人发现了胡适的两封信，都是内地或海外出版胡适书信集未收录的。这两封信的收藏者，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女作家刘修业。当时，她编撰了一本《吴承恩年谱》，并认为明人陈耀文的一篇作品，是“偷”了吴承恩的《花草新编·序》而发。在出版之前，刘修业征求胡适的意见。于是胡适在1946年3月2日和7日，先后给刘修业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信中说：“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故我们若非有十分证据，决不可轻下刑事罪名的判断。‘罪疑惟轻’亦是此意。贤夫妇想能同此意也。”

　　第二封信中说：“你说的‘分寸’，最是许多学者容易忽略的一点，所以我常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

　　这两封信，都是胡适针对刘修业所撰《吴承恩年谱》初稿中一些过头话而说的。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胡适认为在学术讨论中，不要轻易用“刑事罪名”的词，更不能轻易疑人为“偷”。对古人的批评更应如此，因为“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

　　而这里所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正符合我们现在所说的“实事求是”精神。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做人的原则和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