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来吃去，返璞归真，如今好多人都爱吃农家饭。城里这类小馆生意不错，有的甚至很火。我去过一家农家饭馆，里面雅间都用人民公社时的称呼。有一间门上写着“小部队”，我把老板叫来说后俩字写颠倒了，应该是“小队部”。
其实，生产队（小队）一般是没有队部的，一个村只有大队有队部叫大队部，延续下来就是今天的村委会办公室。当初生产队开会，要么在饲养室，要么在住房比较宽敞的人家。在饲养室开环境差，外面是牲口棚，屋里大锅炒豆料，呛人呼啦的，炕上有块破席头子就不赖。在个人家开，就干净多了，炕上地下也有处坐。若去得次数多了，也得给点补偿，到年底给些个工分。平时队里的火油（点灯的煤油）瓶子放那，开会点灯他家点灯就混着用了。我下乡所在的生产队有二十几户，老少加起来一百多口人。大家干一样的活，吃一样的粮，拿同等分值的工分，看去像一大家子，没有太悬殊的差别。差别主要差在有的家劳（动）力多，工分挣得多，有的家孩子多，口粮款不够。
若论日子最好过的，生产队长家应算一个。队长有派活的权力，他一句话，让谁干啥就得去干啥。队长的家属还有他的亲戚一般都能干上好活。比如大冬天妇女除了挑粪之外，这日需俩人给县里来的干部做饭，那这活基本上就轮不到外人头上了，准是队长老婆和老妈娘俩干。用公家的米和柴，既烧了自家的炕，还落下泔水，吃剩下的饭菜自然也不上缴，娘俩还都记满分。做饭在屋里，暖和，挑粪爬大山，贼冷，但没法，谁叫人家男人当队长，有权。当队长秋下分粮也有权，刨红薯（山芋）刨到某块地，这的红薯长得块头大晒薯片又出数，社员都惦着。可队长心里早算计好了，说从谁谁家分起，就分。社员都明白是咋回事，可不敢说。不是那家老爷们有啥能耐，就是那家女人是队长的相好，队长总得报答报答，借着分粮看似随便一定，就公私两兼顾了。所以，如今说起当初就觉得当初大小干部是怎么怎么廉洁，其实也不尽然，只不过那时物质生活水平低，可就是那么低，连生产队长也搞特权，可见，今日的腐败，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生产队的第二号人物本来是副队长，但副队长多选干庄稼活的老手，长工头似的带着干，于是，有点文化会使算盘的小队会计，一般就成了除队长之外的另一实权派。那时搞运动村里常开会还要传达，有时生产队长不去。可小队会计得去，他能记点录。回来虽然十沟（话）忘了八沟，但没他还就是不成。此外，生产队有点卖这买那的事务，小队会计自然就是具体经办人。因此，小队会计下地干活就少，衣兜里有本有笔，还有公烟（烟卷），来了司机拉果兽医劁猪种马配骡等等，凡涉及全队利益的大事，还可以用公款做饭，买薯干酒请人家。说来那种消费，跟今天用公款请客喝人头马差不多。别说社员眼热，就是我们知青，刨半天红薯回到家，最好的饭也就是一盆高粱米粥（还是杂交高粱，涩，打场时驴都不吃），与队长、小队会计他们滋咂吃着喝着，绝对天壤之别。所以有的社员最大的希望，就是儿子长大能当个小队会计，到时候一说就是小队会计他爹，打肋巴骨往外神气。
生产队干活比较快乐，有说有笑。快乐就快在心里没负担，干好干赖挣了工分就行。庄稼长得好不好、秋下是否多打粮，跟自己无关。因此，自留地收拾得跟绣花一般，队里的大田好歹拾掇拾掇就行了。也怪，同样是那些人那些地，承包后你看不见谁怎么忙活，地里活就干利索了。但生产队时男女老少又是起五更又是挑灯夜干，累个贼死，那点活却总也干不完。春天往地是补（种）豆子，年轻人偷懒，收工了还有小半口袋，挖个坑埋了，上面压块石片。天热豆子发芽，硬把石片拱起来。这要是自己家的话，他舍得吗？老爹非削他个半死不可。
土地联产承包后，生产队变成村民组，队长改叫组长了。组长不再敲钟派活，原先的那点权力消失了，愿意干的人少了。同一个村民组里如今差距也大了，富的不少，家里有汽车，盖楼房。穷的也有，但那也是相对富的而言，比起生产队那会儿，都强了不是一倍两倍。因此，下过乡的城里人回忆年轻时在生产队的往事，有时就不禁动了感情，还有点怀念。乡下年纪大的村民则懒得想，说一想就犯晕，那会儿不咋着，糟蹋了土地，把人饿得大眼灯一般。又说，城里不是有人整天发愁减不了肥吗？我组织个生产队，带着干俩月，他们要不瘦，我跳河！
